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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始于元朝 ,完善于明朝 ,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 ,土司制度逐渐被废除。但是根据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土司的调查 ,到 1 935年仍有西康、云南、四川、青海、甘肃五省[1 ] (P2 51 - 2 60 ) 有土司土官存在。其中云南土司数目较多 ,存在时间最长 ,到上世纪 5 0年代初土司都仍然存在。本文根据国民政府对土司的几次调查 ,拟从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存在的原因、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及调查总结 3个方面进行探讨 ,不当之处恳请专家指正。一云南的改土归流开始于明代 ,清朝是大规模进行。清雍正四年 ( 1 72 6年 ) ,在鄂尔泰主持下 ,云南改土归流全面展开。根据云南实际 ,鄂尔泰提出 :云南改流宜以澜沧江为界 ,澜沧江以东必须改流 ,澜沧江以西的土司暂时保留 ,即“江内宜流不宜土 ,江外宜土不宜流” ,于是改土归流在澜沧江以东地区进行。到雍正六...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

近代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制度解构与社会变迁研究

云南土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重点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仅前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甚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研究理论与方法,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土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一—土司学。但纵观整个土司制度前期的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时段上来看主要集中于元、明和清雍正时期,对处于衰落期的近代的土司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近代土司制度的衰落过程恰恰又集中体现着近代沿边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烈震动和变革,故而对处于衰落期的近代土司制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集中于从政治因素方面来解读近代土司制度的衰落,而对于引起土司制度不断衰落的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则涉及甚少,即使前期有涉及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广义边疆的定义下而进行的以云南腹地为主体的研究。...  (本文共30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193 7年“七七”事变后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随后中国国民政府 (以下简称国民政府 )由南京迁都重庆。与此同时 ,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以下简称韩国临时政府 )也紧随其后 ,于 1940年 9月迁址重庆。临时政府在重庆一直持续到 1945年 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回国 ,前后长达 5年之久。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交往 ,以及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要一章 ,也是今天中韩友谊的基础。一、国民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背景和指导思想中韩两国山水相连 ,有着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 ,中国社会“忍见三韩之泯亡而不能匡救引为大恨”。[1 ] (p 5) 193 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企图灭亡中国。日本对中韩两国的侵略 ,使其成为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打败日本侵略者 ,争取抗战胜利 ,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民族解放大业 ,而且也关系着韩国独立的最后实现。共同的命运把中韩两...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03期
贵州社会科学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统制经济”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些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战时经济统制对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打击和摧残最为严重,因而“是失败的,不得人心的”;[1]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些经济政策主要是起了积极作用,是“有利于抗战和国计民生的。”[2 ] 国民政府的此种经济行为在抗战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由于统制范围表现在多个方面,要全面考量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对抗战时期花纱布管制这一极为重要的微观问题却鲜有研究。于是,本文决定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梳理和考察。一、花纱布管制的由来花纱布管制属于统制经济范畴。统制经济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国家。统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靠国家政权、行政和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和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在2 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性危机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美、英等先后采取统制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为国...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钟山风雨》2004年06期
钟山风雨

国民政府立法院与司法院

立法院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立法院为五院之一。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第173次常务委员会选任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林森为副院长。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立法院组织法,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委员人选标准,并任命焦易堂等49人为立法委员。同年12月5日,胡汉民、林森偕立法委员宣誓就职,立法院正式宣告成立。立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以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的职权。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1947年改由国民政府选任。立法院初设立法委员49人,后逐渐增加,至1947年达到149人。立法委员任期2年,可以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立法院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由院长指定1人为委员长,委员则由立法委员分任之。此外,根据实际需要,立法院还先后设有民法、刑法、商法、自治法、土地法、劳工法等委员会,这些未...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指国民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形成并实施的对日政策。其内容是将日本侵华事件诉诸国际联盟,静待其裁判,并拒绝中日两国之间就事件的解决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它与“不抵抗主义”政策相呼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两大基本政策。“不抵抗主义”政策是军事方面的,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对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学术界研究较少,近年有人对国民政府坚持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原因作了静态考察①,本文拟对其形成作些动态分析。一关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说,“当此之时,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之挑衅,这自然是极度艰险之路;二是采取延缓的措施,藉外力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此第二途径曾利用于民国十年(1921)山东的僵局。由于日本在东北之举动出于关东军之自发,显然未与其东京之日本首相协商者,故我国采取第二途径,未必完全无望。于是蒋总统决计再度利用国际的干涉”②,于是便有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产生。...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02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49年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再研究

从1949年7月8日至7月20日,前后仅13天的时间,国民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机构及其全部官员,包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教育部拉萨小学、中央气象局拉萨气象测候所、交通部拉萨电台、国防部派驻拉萨的几乎全部特务人员,以及驻藏官员的眷属和部分仆人,个别汉人厨师和裁缝等,总计130余人被噶厦政府驱逐,(1)此事件即噶厦政府“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目前学界仅有几篇论文(2)和一些著作中有所涉及,本文拟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对噶厦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这一事件的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揭示中央政权孱弱、国外力量介入与国家边疆稳定安全之间的必然联系。一、国民政府制裁无力(一)噶厦政府对时机的利用进入1949年,国内战争形势的演变使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渡江战役之后为保留“实力,并保证台湾岛的安全”,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撤退。(1)“共产党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在西藏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和忧虑”,因为他们“清楚...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