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一、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史辨运动 先进文化消除愚昧,促人觉醒,催人奋进,已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早就证明了的一条真理。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进文化提高到非常高的高度强调,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中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一[lJ(Pl“)先进文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牢牢占领的先进思想阵地,更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政党诞生的土壤。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她的诞生又标志着新文化的不断地发展。 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古史辨》中史学评论的基本特点

《古史辨》不但是一部理性考辨古史的文集 ,而且也是一部自觉批评史学的文集 ;《古史辨》不但开创了一种科学考辨古史的运动 ,而且开创了一种自由批评史学的风气。况且 ,在一定意义上 ,后者的价值更大。但这点 ,迄今为止 ,人们尚缺乏自觉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前者上面。这还仅是就历史学内部而言的。如果把视野放的更宽阔一些 ,考虑到当时中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的情况 ,就会对《古史辨》的价值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不夸张地说 ,《古史辨》乃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文学术界最有影响 ,并且最为成功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它集自由的学术讨论与理性的学术批评于一体 ,许多方面对文、史、哲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古史辨》不仅篇幅大 (洋洋七大卷本 ①) ,而且内容广 ,可谓是文、史、哲应有尽有。有神话 ,有《诗经》 ,有诸子 ,当然 ,更多的还是古史。不妨说 ,《古史辨》乃是一部以讨论古史为中心而兼括考辨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一...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02期
史学理论研究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1946年,顾颉刚在由其主撰的《当代中国史学》的“引论”部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虽不能说绝无进步,但是进步得这样的慢。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不过,这一百年中,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故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作一个总结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1)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史学之所以最有成绩,重要的缘由之一就是接受了“西洋的文化”。“古史辨运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顾颉刚直言不讳地说:“民国以来,西洋的治学方法和新史观不断的输入,更予人们以莫大的启示。……颉刚等身逢其会,便开始提出古史上诸问题加以讨论,‘古史辨’便在这种情态之下出现了。”(2)其实,较之抽象层面的“西洋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西方汉学的影响来得更加直接,“近来欧美…...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02期
中国文化研究

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

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至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顾胡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中,古史辨派受到了批判。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颌刚先生不便在公开场合申辨,只在读书笔记中留下一段表白,其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古史辨》是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汇总发展的结果,其成也不是我的功,其败也不是我的罪。”口为这句话做注脚的是他后来说的更为平实的一句话,1958年,他对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尹达先生说:“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恩想?”o(一)继承历史上的疑辨传统研究历史,第一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然而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留传下来的文献绝大多数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战国时代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也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他们用当时的制度和思想或理想中的...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山西青年》2017年07期
山西青年

浅谈顾颉刚与《古史辨》的编写

笔者最早听闻顾颉刚先生是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到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此感到很钦佩。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疑古思想褒贬不一。顾颉刚认为研究古史应先破后立。虽以辨伪史为己任,其最终目的是辨伪求真。1923年顾颉刚写给友人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以此为标志,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学者们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争论考辨文章,从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间,被陆续编辑成书,编成了《古史辨》七册。其中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编著,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著,七册上中下三编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但也是受到前者的感召和鼓励。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套论丛,并在顾颉刚建议下增加了历史地理内容的第八册。在这套书的开始,是顾颉刚先生的《我是怎样编写的?》一文,对于自己从小如何开始读书,对读书的认真态度,一直讲述到如何渐渐从前人的思考中受到启发,不断探索印证自...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12期
北京社会科学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梁启超不仅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新史学”与“新汉学”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两大学术形态。[1]而张荫麟在1929年即已指出,梁启超不仅是“新史学”的开山,还是“新汉学”的“导其源”者。[2](P191)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张荫麟提供的证据还略显单薄(仅是指出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受到了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的影响),但他的观察显然是准确的。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的“学源”关系则为这一观察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古史辨运动”是形塑“新汉学”这一学术形态的主要环节。而根据《顾颉刚日记》《古史辨》等相关资料显示,梁启超在“古史辨运动”中扮演着丝毫不让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重要角色。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3]一、《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层累说”之提出,是“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实质性起点。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