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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及二十年代前半期的知识分子小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之一

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批评作家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过程中跳不出“屈原模式”和“大禹模式”时,当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由表现知识分子的外部环境、生活条件转向揭示知识者自身的问题时,当我们看到新世纪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再度繁荣、知识分子形象出现明显转型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联系到、联想到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及作家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文学的源头和先导,是当今作家创作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和当今读者解读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参照系统。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精神资源和参照系统还梳理得不够,重视得不够,是创作的繁荣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进展,又激活了这一领域的论题。我们想详尽地、系统地看一看在中国现代小说家笔下,知识分子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家是怎样想象与构筑知识分子形象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又是怎样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作家怎样写以及为什么...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戏曲研究》2006年03期
戏曲研究

鲁迅戏曲思想的人民性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鲁迅的戏剧思想一直是被鲁迅研究界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是鲁迅的戏曲思想没有研究的必要吗?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鲁迅的著作,就会发现鲁迅的戏曲思想中有许多至今仍然闪烁着艺术光辉的敏锐洞见。其中最值得研究和珍视的就是其戏曲思想的人民性。这既是鲁迅戏剧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鲁迅戏曲思想的人民性是指鲁迅主张戏曲应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同情人民,歌颂人民,正确展示蕴含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真、善、美等积极品性,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属性,其实质是戏曲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鲁迅指出,中国戏曲的内容不外乎“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池,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这些“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因为“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赶考的”①。鲁迅生活的年代,中国的戏曲所充斥的正是这样一些货色。健康的①鲁迅((电影的教训》,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版。256鲁迅戏曲思...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基础教育》2006年08期
基础教育

走近鲁迅长孙周令飞

~闷叹、勺.,..,“鲁迅事业”的社会工作者见到周令飞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一个电视节活动。“活动和鲁迅无关,但可以认识些人。”周令飞说话十分坦率。此前,他以监制身份完成了电影《鲁迅》的拍摄,有媒体报道说,他正在筹拍一部40集大型电视剧《中国文豪鲁迅》,他担任该剧的制作人。电视剧的投资方是香港公司“千秋传媒”,周令飞是这个公司的执行总裁。周令飞的另一个头衔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他那标志性的一字胡,蓬松而向后梳的头发,以及说话时那股自信满满的笃定感,仿佛总在向别人传达信息:他就是鲁迅的孙子。“在鲁迅事业体中,我们是直系亲属,不管怎么说,大家至少对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和与鲁迅相关的单位、活动接触,也很自然。”周令飞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与他的血统紧密有关。以这一身份,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在大学举行关于鲁迅的主题讲座,主办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到广州探访许广平故居…,’’他受到各地礼遇;即使小型活动,他也不吝拨冗前往,譬如南京咸亨酒店珠...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基础教育》2006年12期
基础教育

让鲁迅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

为什么要在中学开鲁迅的选修课为什么要在中学开鲁迅的选修课?这同我的一个理想,一个理念有关系。曾经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北大学生告诉我,在西方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了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每个国家都丁有这几个人,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比如说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在我们中国,有哪些属于精神原创性的、源泉性的作家呢?和一些llJJ友讨论下来,有一个初步的想法,首先就是应该在高中开四门选修课:第一门课是《庄子》和《论语》的选读,因为,《庄子》和《论语》是代表中国源头性的东西—道家和儒家;相对来说,《沦语》的思想和文字对于中学生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第二门课应该开唐诗选读,因为中华民族青春时期、成熟时期,健康...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河南教育(高校版)》2006年11期
河南教育(高校版)

寻找和鲁迅先生共鸣的基点

相信我们对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阿Q、七斤这些人物形象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他们所身处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可能就有些生疏了。就是在这个时代,鲁迅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生存依据的丧失。短短的几十年,这个大国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遭到致命的冲击,政治的、军事的乃至文化精神的依据在列强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中国从世界中心的地位滑向了边缘,人们仿佛失去了生存的支柱,在一片现实和想象的威胁中惶惑恐惧、焦躁不安。生存的焦虑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情绪和心态,没落的恐惧和在恐惧中寻求出路的要求,也在这个时期显得十分突出。鲁迅先生对社会、对民族所遭受的威胁力量是如此敏感,仿佛是这个时代的晴雨表,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伤害保持着天然的警惕。这一时期,深深困扰着鲁迅先生的,是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中国人长期依据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这样的精神还能不能支撑这个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它为什么会在现代的社会文化竞争中丧失了生命力?这种来自现实的问题意识...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党史文苑》2006年01期
党史文苑

瞿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

1931年初,瞿秋白因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而身心俱损,以致肺病复发且有日渐沉重之势。迫不得已,他便“请病假”休养治疗,携夫人杨之华入住上海大西路两宜里,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乐。因此,他得以实际参与领导了“左联”的对敌斗争,并与冯雪峰、鲁迅等文艺界人士相互往来,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情厚谊。4月下旬,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负责人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上海笼罩在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曾担任过党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就更成为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捕捉的对象。每逢危急关头,瞿秋白总是要到鲁迅家去避住,先后共达四次。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得到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一名联络员发出的“有危险!速转移”的秘密“警报”,于是他便镇定自若地把一些不便随身携带的党的秘密文件用火烧掉,然后又把未完成的稿件放入一只小提箱里。究竟往何处去的问题着实令他和杨之华大费脑筋:住旅馆吧,既不安全也无法工作,住到其他领导同...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