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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影响

中苏大论战的十年也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lJ(P22),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十年,十年的尽头是“文化大革命”的深渊。中苏论战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一、中苏论战中断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探索与改革 中苏论战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10年之久。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指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修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苏联共产党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搞教条主义,是阻碍列宁主义发展的现代教条主义。中苏论战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打笔墨官司,但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各国发展的影响是极为...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中苏论战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1956年到1966年的中苏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在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和国家利益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论。它主要是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而展开的。这场论战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与实践,也深深地影响了服从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启动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实现了由全面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思路转换,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保持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得到加强,“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方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改革中得以运用,党的民主作风与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对波匈事件的反思引发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再思考,对斯大林与苏联模式的再评价,发动反右派斗争、“三面红旗”、“反右倾”运动与“教育大革命”试图固守并超越苏联模式,却误入阶级斗争扩大...  (本文共27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5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而这一“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和形成 ,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论战密不可分。一、对波匈事件的不正确判断和 1 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偏离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 ,开始重新估量国内的阶级斗争1 956年 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 ,毛泽东曾经以欣喜的目光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后来曾表露当时的心迹 :“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然而 ,当初“喜”的成分占据上风 ,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 ,对斯大林的批评 ,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 ,它打破了神化主义 ,揭开了盖子 ,这是一种思想解放 ,是一场解放战争 ,大家都敢讲话了 ,使人能想问题了。 1 956年 4月 4日 ,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毛泽东说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乡村科技》2010年10期
乡村科技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现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出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就不断讲这个事。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史学月刊》1960年50期
史学月刊

试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论

试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论翁有为,王树荫如果说,"反修防修"、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论,那么,"以乱求治"理论、"造反"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论。如果说其"目的论"有其某些积极的内涵与合理的价值,那么其"方法论"则只有消极的内涵和不良的影响。对其"目的论"学界已有论及,但对其"方法论"则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本文拟从下列三个方面作一分析。一关于"以乱求治"理论毛泽东为创造他所理想的"新世界",断然采取了非常之法,这就是"乱"。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①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明确提出"天下大...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当代中国史研究》1950年10期
当代中国史研究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陈东林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10年来,围绕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所犯错误的原因、性质、内容,及给后人带来的深刻教训,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作为党和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而且终其身也未能纠正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是,10年之中,他对这场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和始终不变的。他一直在反复认识和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既坚持了总体上的错误方针,又在局部上改正了一些已认识到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另一些错误,客观上为党和国家在以后纠正"文革"错误准备了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10年中,尤其是毛泽东晚年垂...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党的文献》2014年01期
党的文献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常有两人并称的情况,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变法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两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依存,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没有“毛周”这样并称的提法,但两人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正如陈云所说,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尼克松说,毛泽东是拿大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讲得太绝对了。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执行不过问;相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没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