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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分立及其互动

法律多元是法律进入国家法时代以后的正常现象,这种多元景观在西方历史上表现得比较显著,在中国古代以至现代则表现得不太明显,所以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近年来,在我国,法人类学者或民族法学者认为,自始至终都存在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并存是一个客观的法律现象。例如,有学者从田野调查中发现,“我国的地方习惯已具备规范的性质,甚至表现出较为严格的成文形式,从内部结构考察,已具备假定、处理、制裁等必备要素,可以为地方人群架设明确的行为预期模式。”〔1〕一、习惯法与国家法二元分立在古罗马的反映(一)习惯法先于国家法生成从狭义上讲,在罗马法上,习惯(Mos)不属于法(ius)。在城邦生活中,家族之间形成一种家际社会关系,构成一种“家际社会”秩序。这些关系被称为法(ius)〔2〕。家际关系和族际关系是早期罗马城邦中客观存在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最先生成的是习惯,然后是市民法(ius civile),这两种规范的生成与城邦不存在必然联系。可以说,法的形成...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雕塑》2013年03期
雕塑

二元分立观带来的认识局限

二元论是主张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本源的哲学观。二元论机械地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种试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在一定层面卜二元论也是一种认识问题的有效方法,因为它来源于实际经验,如对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分等等。在认识事物的态度匕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运用二元分立的方法,这种态度反映在对艺术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的则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不同派系的二分、不同学统的二分等等。往往是各据一理,相持不下。对事物的认识坚持自我立场固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偏执一端,唯我自恃。若不能够跳出物象之表,却分别执著,常常会导致对问题认识的偏颇。一、上世纪初中国曾有过多元并存的学术状态说起来,注重思维的辩证与整体性原则,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主导。“物生有二”之说,“反者道之动”之观,注意到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注到的是事物的转化。中国传统学术有经学、子学、理学等,并无哲学一词。到了近代,哲学一词由日本传人,遂被梁启超、王国维等视为“宇...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雕塑》2013年03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01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一元和合与二元分立——中西哲学整体观的一个比较

一、个休与鳖休的二律背反 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把握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当这个矛盾及其解决方式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后,便会产生不同的本体论和宇宙观,从而支配和影响着一种文化的主要精神偏向。这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也为中西两种遇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哲学所证实。 在人类的意识中,宇宙总被设想为一个包罗万象、永恒存在的无限集合,一个至大无外的太一。然而,这种无限性意识归根到底只是我们有限之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逻辑推论,或者说一种意识自身的无限前瞻和扩延,它始终缺乏可证实的经验依据。无限作为一个概念之所以能在意识和文化中存在,完全是出于一种统一世界的强烈愿望和主观倩念,是基于人类理性自身的内在需要、及其为满足这种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许诺。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又是与人类的有限意识(对有限世界的认识)对立和矛盾的。这种矛盾表明了经验实在的有限性与非实在的无限性的永恒对立,但...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我国宪政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揭开了我国政治制度创新的新的一页。200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保护私人财产”、“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同年7月,《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引发了一场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体制革命。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11世纪的“城市化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失和近代的开端。……前所未知的一个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1](P406)市民阶级的崛起一改过去个人依赖国家、国家吞噬社会的局面,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和对抗。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市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国家形式上的“公权力”的性质并开始了向市民社会的契约性回归,“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会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2...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长白学刊》2003年04期
长白学刊

“看”之样式——哲学理解的一种视角

“看”乃是直观 ,是关于思想的隐喻。自巴门尼德以来的整个近代哲学都强调思想的任务就在于“看”出那不居的事物后面永恒在场的超感性实体。这一被称之为“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在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批判与解构中 ,为“语言的说和听”的思想范式所取代。这种范式转换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 ,哲学作为人生存着的自我意识的反思 ,需要不断地回顾思想自身 ,透过思想自身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人的生存意义。哲学运思的特殊方式表明 ,精神性的“看”的价值是永远不会被超越的 ,“所有克服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尝试都可能是徒劳的”。[1](P696) 问题仅在于如何“看”。一“看”就是透过现象“凝视”发现能将事物各个元素贯通起来的基础性要素 ,因而“看”或“直观”的阿基米德点是绝对主观性的 ,从而也是绝对客观性的纯粹意识。只有从纯粹意识立场上去“看” ,去返身朝向观者自身的“思” ,才能否弃各种理论前见和假设 ,达到对客观本质的绝对自明。建基于“看”的哲学传统...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03期
世界宗教研究

分立与统一——从“kenosis”一词看德国近代神哲学的早期演化

主客二元分立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回顾西方哲学史,主客二分模式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根据柏拉图的分离说,理念型相与个别事物是分离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试图克服这种分离。在中世纪,尽管发生了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合”还是处于主导地位,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主体一客体模式。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式微,自然哲学中出现了向着柏拉图主义回归的“二分化”(Bifurcation/Entzweiung)倾向。布鲁诺提出了自然物质与世界灵魂的二元论,认为物质是消极被动的,只有世界灵魂才能赋予物质以形式和动力,从而重新在自然哲学中引人了柏拉图主义。伽利略的自然哲学展现了一个空间化了的新的世界图景,人从面对一个有限的世界转向面对一个无限的世界,而人本身随之被确立为观察世界的主体。在这种世界图景之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人(质)与自然(量)的二元对立、上帝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此外,伽利略还区分了事物的第一性和第二性,认为广延和运...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