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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政府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引发了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和公共卫生事件频频发生、“三农”问题突出、社会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等问题,这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并极易导致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认同危机。政府的某些不作为和乱作为,无疑是理性缺失的结果。而政府理性的缺失,又与政府管理理念模糊、职责不清、政府规模盲目扩张等有关。笔者认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弘扬政府理性,构建理性政府,通过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创新,实现政府再造,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政府理性的涵义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基于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计算来选择行动的“理性”,也不是仅指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任性政府”相对的在调节手段和力度上的“理性”,它是指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对自身角色和功能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基于对民众理性的尊重和公共利益的最...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要使一个经济体的行为理性 ,不仅要求市场是理性的 ,同时要求经济中的各类成员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在现实生活中 ,难以找到这种均衡状态 ,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难得是理性的。由于信息的不确定、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 ,在均衡价格的寻找过程之中交易已经发生 ,交易难得是以均衡价格成交 ;此外 ,人们的行为还受到未来预期的强烈的影响 ,而人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导致市场行为的不理性。对于理性 ,西蒙给出了如下定义 :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 ,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以S表示所有备选行为方案的集合 ,以V( )表示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 ,对于s∈S ,实行s的后果的价值为V(s)。理性的决策就是对于任意的s∈S ,选择s ,使得s ∈S ,且V(s )≥V(s)。理性概念并不像定义描述的那样简单。为了区别种种不同的情形 ,西蒙建议在使用理性时 ,用适当的副词来限制。如使用“客...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秩序、制度与政府理性——县域落后地区政府的变革问题

任何一级地方政府 ,其理性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必然依据 ,也是一个地方秩序与制度安排的泽源。现代政府的理性 ,不仅仅是单一的、纯粹的某一方面领域。经济是理性的重要因素构成 ,但是理性来源于社会总体的各方面。因此 ,现代的政府理性 ,还应包含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人口、生态、教育等因素。理性作为主观因素 ,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也受客观实际的具体约束。在一些落后地区 ,理性超越时代 ,则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主义。真正有实践意义的理性 ,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性的和适时适地变化的理性 ,叫做“真实理性”。一、落后地区非理性现象的特定分析落后地区由于地缘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 ,其综合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地区 ,这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 ,而且还表现在文化、教育、人口素质和人们的意识观念方面。笔者把落后地区的陈旧观念归纳为“十大定理”。之所以成为“十大定理” ,就在于它具有世俗性、稳定性、延续性和深厚性 ...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政府理性: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政府理性的解释力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一种政府内在精神与政府行为、现象、过程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政府理性是对政府解释的新视角,对政府现象、事物和过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解释力的强弱关乎政府理性概念的存在和价值。政府理性在公共行政伦理中经常被政府责任所取代,但政府理性更能够全面系统地解释政府的内在精神。深入研究政府理性,尤其是研究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类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合理合法行政,是政府科学的新领域。一、政府理性是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政府理性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思想家们以及现实政府的运行中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政府理性的内涵。柏拉图在公元前5世纪就曾指出,城邦的德性根源于理性,城邦是由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三种人组成,这三种人具有各自的美德。生产者的美德是节制,护卫者的美德是勇敢,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这三种人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时,城邦便有了正义的美德。城邦获得正义的前提是让有智慧的人担任统治者,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关...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金融研究》2002年03期
金融研究

信用危机中的政府理性:湖塘模式

一、引言:集体非理性、信用危机与规制设计当前困扰我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之一是信贷领域的信用危机问题,其直接体现在于借款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在一般经济学分析中,针对信用风险的方案设计无非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激励机制设计(。Ch。ismd。ign;StghtZ和W6i8S 1981),其出发点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企业之所以能够逃废银行债务,原因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银行无法准确鉴别企业质量,另一方面,银行无法有效监督企业最佳配置信贷资金;从此出发,其对策在于通过激励机制设计,最大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借款人行为扭曲问题。二是规制设计(。Jation design;Inlll,llt和 Tirole lop),其理论出发点在于委托代理关系,即某些经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机会主义,oppowsm)对其他个体或整体社会的福利函数造成了损失,社会通过设计某种规制措施以矫正代理人的行为。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中,即逃债行...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06期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本文由课题首席专家温铁军修改并定稿。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未曾中辍过传统文明的古老民族国家,若从其实体经济总量看,业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承认现代化实际上是以国家总体上实现工业化为主的一系列制度配套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掉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说辞,仅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所构建制度的所谓“比较优势”,这有可能对现代化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的研究具有启发价值。本文对已经引起关注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产业扩张中的相辅相成作深入分析。前者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上而谈的,后者是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特点上而谈的。兹分而述之。一、中国现代化“比较优势”之一:政府理性关于政府理性,大多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比如“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认为“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1];“所...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