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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辉煌灿烂的世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的航程中,于世纪之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无疑是其中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曾以“群星灿烂”来形容“浙江潮”的文学现象:“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① 文学 “浙江潮”得名于同名杂志 《浙江潮》,该杂志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于 1912年 10月创办于日本东京。按该刊“发刊词”的说法,创办该刊物的动机是“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此,《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把它作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因为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而壮阔了声势。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另外从其间走出的象周作人、许寿棠(从第四期起任该刊主编)、蒋百里等人日后都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干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刊同文学的相关意义...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09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青年作家群”指的是以左联成员为主,也包括一些虽未参加左联但具左倾色彩的青年作家(如吴组缃、萧红等)。1在这个作家群中从事小说创作的,既有丁玲、张天翼这样的成名作家,更有沙汀、艾芜、叶紫、吴组缃、蒋牧良、周文、萧红等新进作家。这批作家的涌现是左联精心培养的结果,他们自然也成了左联创作主张的积极践行者,创作出了许多鼓吹“革命”的左翼小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在他们的创作中还有一类作品,仍然与“五四”文学传统保持了亲密的血缘关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创作中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他们以对“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续写出了“五四”的启蒙篇章。一左翼青年作家在贯彻左联指示、创作左翼“新的小说”的同时,还以“五四”文学的价值立场,对作为个体的“人”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创作出了许多流淌着“五四”精神血液的作品。在这类小说的创作中,他们大力张扬“人”的价值,挖掘并讴歌了为...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04期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五四”文学思潮下婚恋小说的文学书写

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婚恋小说比重较大,这决定了婚恋题材在文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婚恋小说自五四时期开始,以不同以往的全新面貌展露文坛。五四婚恋小说展现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青年人的复杂心理历程,表现了五四时期从混沌走向清醒的知识青年“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抗争与停滞不前的社会物质历史条件之间的矛盾隔阂。无论是英勇无畏地追逐婚姻爱情上的自由平等还是唯唯诺诺地甘于现状,青年人面对的始终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深渊。希冀中国走向现代化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本质追求,深刻思索特殊时期下女性无定命运显然变成思想文化启迪的重要关注点,以及“五四”小说文化内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文学界和思想界非常热衷和倾向于谈论女性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这是女性之悲,因为历史给予了女性太多的苦难与忧伤。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五四”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期理所当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五四”觉醒的现代知识精英们大胆探讨和思索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3期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 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ti为, “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 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 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 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 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y, “‘五四’文学精伸”,是令人噪唆不休但又使人困惑的命题①,照我们的“解读”, “‘五四’文学精神”,是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合点——“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家所感染、所 传达的,带有作家个性生命色彩的、汇聚着一代社会心理与‘庸绪的氖...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现代语文》2005年12期
现代语文

中西文化的矛盾运作对“五四”文学的推动——西方文化对“五四”文学内容、形式、观念的影响

中国文学在“五四”十年间(1917~1927)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其中固然有社会历史的作用,更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然而“五四”文学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高潮又与西方文化的推动有着特别的联系,它是近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的产物,而这一撞击在文学领域的具体矛盾运作及其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研究总结。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杂以道家宇宙观的文化体系。其特点在于:它是一个“自足体系”,并强调“家族整体意识”。泯灭人的个性,使人缺乏“独立性”,而又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这些以人的感情为基础的关系纽带把一个个个体连接为和谐的整体,这种早熟的文化又缺少了“数理学”。它的整体性便于统治,重情性便于人伦普及。不可否认,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繁荣有巨大作用,而到了清朝末年却成为社会的桎梏。所以人们经历了经济(洋务运动)、政治(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救国道路的失败后,开始了文化的变革:引进西方文化,变革传...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5期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感伤的行旅:“五四”文学感伤情调与其颓废之思考

DOI:10.3969/j.issn.1009-4458.2011.05.070 1928年,受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斯泰恩《感伤的旅行》一文的影响,郁达夫写下一篇名为“感伤的行旅”的散文。如果用这一题名来概括“五四”文学中所表现出的那一种普遍的感伤情调,恰是十分合适的:绝大多数的作家在这个时期都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感伤的行旅”。鲁迅在当时就将感伤视为这一时代的常态,他说:“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1]而当代的一些研究者也总结道:“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2]因此,不管在当时还是到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感伤是“五四”文学的普遍基调,“五四”是一个感伤的时代。但是,20年代后期以来,“五四”文学中的这种感伤情调又常常被人为地与另一种色彩———消极颓废,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被简单地等同起来,成为了反思甚至是清算的对象。这对于评判整个“五四”文学的价值来说...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