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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辉煌灿烂的世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的航程中,于世纪之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无疑是其中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曾以“群星灿烂”来形容“浙江潮”的文学现象:“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① 文学 “浙江潮”得名于同名杂志 《浙江潮》,该杂志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于 1912年 10月创办于日本东京。按该刊“发刊词”的说法,创办该刊物的动机是“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此,《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把它作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因为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而壮阔了声势。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另外从其间走出的象周作人、许寿棠(从第四期起任该刊主编)、蒋百里等人日后都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干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刊同文学的相关意义...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文学术前沿》2014年01期
中文学术前沿

浙籍作家关于翻译准则的论争及其启迪意义

在文化强国的语境下,文学翻译所承担的是历史使命,因此,对于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准则的研讨,常常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翻译标准问题,而是涉及民族文化建设。翻译准则指的是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对于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和翻译家作过各种论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准是指“衡量事物的淮则”。应该说,翻译标准是指翻译活动过程中达到一定要求的准则,而翻译方法则是达到这一准则的具体手段。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方法。标准不同,达到这一标准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了。因此,本文所用的准则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关于翻译准则,人们达成共识的恐怕首先是忠实、准确。英国学者纽马克认为:“翻译标准必须能够衡量某种翻译方法是否准确,是否最大限度地重视了原文的意义。”0纽马克认为翻译标准必须能够衡量某种翻译方法是否准确,是否最大限度地重视了原文的意义。准确(accuse)和简洁(economical)并且认为译文是否准确可以通过回译(back-l r...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浙江学刊》2000年06期
浙江学刊

“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文化之邦”的浙江 ,素来以其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为国人称道。但就文学而论 ,20世纪初汇聚的震惊全国的新文学“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部分。在这一称之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时期 ,一大批浙江作家冲出越地 ,走向全国 ,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学大厦的重要支柱 ,不但在浙江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即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形成一大“奇观”。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先生曾慨乎言之 :“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 ,那么 ,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 ,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1〕的确 ,“五四”时期浙江文学的壮观景象 ,为一部浙江文学史叙写了最鲜亮夺目的一页 ,它是浙江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的一次重大建树 ,也是勇为天下先的“浙江精神”在文学领域里一次最生动的张扬 ,其为浙江乃至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 ,实在值得后人细细总结与思考。一、“浙江潮”的涌动与“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20世纪文学层面上 ,世纪之初的...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作家小说中的经济书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内忧外患的二十年:传统的小农经济尚未完全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又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岌岌可危,尤其是物产丰富的浙江地区。随着浙江作家的崛起,这种剧烈的社会阵痛在他们的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地展现。无论是个人层面的生存书写,还是社会层面的阶级分析,经济都参与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小说题旨的深化、故事情节的安排,这在主题学和叙事学上奠定了二三十年代浙江作家经济书写的意义。第一章梳理了经济书写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独特的地理风貌、经济发展水平及作家生活经历与小说中的经济元素的生成关系。通过遴选直观的经济物和代表性的四类“经济人”,系统地阐述了二三十年代浙江作家小说中的经济话语的存在形态。第二章主要考察经济对二三十年代浙江作家小说主题的影响。即经济元素对“五四”启蒙思想的消解与重构,农村经济破产与农民“革命”的关系,消费和生产衍生而出的现代都市想象。从大时代中的人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验证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对...  (本文共5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