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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中的“平民意识”及其衍化

“文学革命”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是在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后又改为“八不主义”,将“文学革命”概括为“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一年之后,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平民文学”和“国民文学”的口号。这些标志着“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文学从“象牙之塔”开始走向民间,文学的“平民意识”开始觉醒。一尽管我们不难在古典文学中发现“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那样同情、热爱老百姓的诚挚情感,发现对“背法度而心治”的昏君的怨恨、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真诚向往,然而,那一切发自我国古代伟大作家内心的真情并没有升华到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境界。由于封建文化的深层意识作用,中国古典文学中弥漫...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03期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合和背反

“五四”新文学运动建立的大陆 (北京、上海 )中心辐射机制向周边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影响 ,直接催生了台港澳地区的新文学 ,并延伸产生了海外 (主要在东南亚地区 )新文学 ,同声应和的状态呈现了台港、海外和中国大陆的血脉畅通。但即使在新文学生命孕育阶段 ,台港、海外也有着不同的生命躁动 ,隐伏下它们日后各自的发展轨迹。“五四”新文化思潮在台湾的传播由于“双管齐下”的格局而显得强劲、广泛。留学日本和求学大陆的台湾知识青年几乎同时从所在地采回新文化火种 ,在台湾岛上联成一片。由于日本统治台湾的原因 ,台湾留日学生数量众多 ,其掀起的新文化浪潮猛烈而持久。台湾第一个民族文化团体“声应会”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日本东京 ,取跟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声相应”之意成立的 (后起者“启发会”、“新民会”等也成立于日本 ) ,而最早的台湾新文化刊物《台湾青年》(192 0年 8月创刊 ,192 2年 2月第 4卷第 2期后改名《台湾》和《台...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世纪桥》2003年01期
世纪桥

五四时期新文学方向的开拓者——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探析

发生在19世纪末2()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已经预示中国文学一定要革新的历史趋势。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彻底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旗帜的文学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915年开始的酝酿孕育阶段,1917年发难,1918年1月便迎来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9首白话新诗最早问市,刊于《新青年》1918年1月号;接着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刊于《新青年》1918年5月号;而后胡适的《终身大事》敲开新文学戏剧的大门,刊于《新青年》1919年3月号..由陈独秀19ls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吸收李大钊、胡适等人参加,后改名为《新青年》,是新文学发表的阵地,从I(J18年4月号全部采用白话,成为当时第一个白话文杂志。随后1919年一年之中,全国至少涌现出巅M】种白话报刊。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192()年1月2(1日教育部颁布小学一、二年级国丈从1921)年秋季起改用白话,接着...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12期
中国社会科学

百年新文学的“新”之释义

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新文学迄今将走过它百年的辉煌历程。我们究竟应怎样理解新文学的“新”之含义?这是目前仍困扰学界思维的一大难题。由于“五四”客观上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背景,因此“西化”现代性也就成了一种主流观点。比如,人们习惯性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1)进而使新文学“起于西方,学习、借鉴西方”,(2)最终演化成“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运动”。(3)毋庸置疑,自“五四”以来,西方因素的大量涌入,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新文学呈现出一派全新气象;不过我们也须清醒意识到,中国新文学的“中国”定义,其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此简单将“新”等同于“西化”,显然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常规逻辑。早在“五四”过后不久,周作人和鲁迅等人,都曾对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表达了他们作为参与者的明确看法。周作人认为新...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民主》2016年11期
民主

老书陈酿味更酣——开明出版社重印开明版“新文学选集”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丛书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丛书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任主编,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原定出12种,实际上出了11种,即《鲁迅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拟定中的《瞿秋白选集》,因瞿秋白曾是中共的领导人,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党中央批准,于是就延搁下来,未能出版。“健在作家”的选集列为第二辑,原定也出12种,实际上也只出了11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民主》2016年11期
《南方文坛》2016年01期
南方文坛

“创作”和“议论”——反思“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一个角度

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新文学”发端,但“新文化运动”按自身逻辑是不能局限于文学的,必要从最初的文学运动扩张到整体文化改造。可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几乎一直由“新文学”唱主角,因此说到“新文化运动”,总是以“新文学”为主,这就显得名实不符,看不到“新文化”其他部门的成就及其与“新文学”的内在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日益边缘化,在整体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模糊,因此最近二三十年反思“新文化运动”,如何处理“新文学”的地位,又成了一大难题。“新文学”的位置如果像以往那样抬得太高,势必只见文学而不见整体文化。反之,“新文学”的位置倘若估量得太低,比如2015年各地举办“新文化”百年学术纪念活动,只谈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人文学术、美术等“新文化”的诸多领域,过去一直占据中心的“新文学”几乎不在场,那显然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用“新文学”覆盖甚至取代“新文化”,或者把“新文学”从“新文化”中剔除出去,这两种极端做法其实...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