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1986-1993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中关于SSC的争论

0前言SSC的全称为超级超导对撞机(SuperconductingSuper Collider),是对撞能级为20TeV的质子-质子对撞机,1986年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家级项目,当时的预算约为35亿美元,预计10年完成。在得克萨斯州修建了23km的隧道,用去将近20亿美元之后,于1993年10月被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将其终止,此时的预算为110亿美元。同时,国会拨款6亿美元用于SSC的隧道填埋和近千名员工的善后工作。为什么这样一个耗资过百亿的项目能够顺利地获得联邦的拨款?又为什么会在花去了20亿美元之后被终止?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同时,相关的探讨也是科技政策史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SSC立项和终止期间,美国国会为SSC召开的听证会记录入手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可能的答案,并进行相关讨论。这里将着重探讨的是:1986-1993年间美国国会听科技导报2007年第25卷第6期(总第228期)证会中围绕着SSC所展开的争论、...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研立项中的利益冲突

Super 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中文名称为超导超级对撞机,简称SSC。它是1987-1993年间在美国兴建的大科学项目,是当时全世界粒子对撞能级最高的质子-质子对撞机,也是迄今为止预算最高的科研工具,其终止时的预算接近110亿美元。SSC在1987年1月经里根总统批准正式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拨款项目,1993年10月在花费近20亿美元之后,被美国国会投票终止,此时在德克萨斯州已经完成了近20%的建设工作。本文对超导超级对撞机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从美国国会就SSC召开的若干次听证会记录入手,着重分析听证会中参与讨论各方所持观点及观点背后的利益冲突。试图通过全新的角度,对SSC的历史有更深刻认识,同时,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参与问题做一定思考。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SSC发展史。其中包括SSC项目的历史、SSC在科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和地位、SSC的基本构造。第二章对1987-1993年间美国国会听...  (本文共84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20期
中国经济周刊

美国国会——中美对话的“影子主角”

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22日至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前,双方的对话主持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分别在对方国家的媒体上发表讲话或撰文,对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寄予期望。这种期望在于:从世界经济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高度来处理中美双边问题,而非仅仅从局部性、战术性、短期性、微观性层面来处理;努力贯彻执行WTO的基本原则,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将双边经贸问题政治化,避免双边经贸问题沦为政治选举的工具。重要任务:消除美国国会的误解尽管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共识,但是,美国国会中的部分议员对对话的框架形式及对话的成果表示置疑。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依靠了两个“车轮”,一是操纵人民币低汇率取得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二是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窃取国外技术,取得竞争优势。他们认为,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这两个“车轮”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转得更快。来自美国国会的巨...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08期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美国国会议员的腐败行为、实质及其恶果

美国常常自我标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其民主模式也一直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输出。然而,所谓的“代表人类方向”的“美式民主”实质究竟为何,国会山里的权力寻租游戏一经揭穿,便充分暴露其真实面目。2008~2010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普通家庭财富平均下降20%,但美国国会议员平均财富却不降反升,增长了25%。(1)美国国会议员基数有限,腐败案例从数量来看可能会少些,但比例却很高。本文通过对可查的美国国会议员腐败案例进行梳理和分析,揭示出普通民众与资本控制下的权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鸿沟,国会山里的权力寻租游戏是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绝症”。一、在美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国会议员从来就不曾有过大公无私、正义凛然、为国为民的正面形象美国国会“染指生活中每一个可能想象得到的方面”。(2)根据美国宪法,国会的权力范围不仅包括宣战、征税、贷款、铸造货币和外贸,而且可以“制定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世界知识》2019年12期
世界知识

当前美国国会里的涉华噪音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国会部分议员频繁就涉华问题立法,有关行为在经贸、科技、美台关系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尤其活跃,其中部分立法还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正式成法,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悬剑”。对此,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在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跨党派共识,这种共识包括:第一,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政策实践是有问题的;第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已构成巨大威胁;第三,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些共识的形成,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不可低估。国会加紧推动涉华立法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国会从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角度出发加紧推动涉华立法。高科技领域,国会一直在设置各种壁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且重新审查可以出口到中国的技术种类。2 0 1 7年1 1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和联邦众议员罗伯特·皮滕杰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加严格地审...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情报杂志》2019年07期
情报杂志

二战后美国国会情报立法工作的历史与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战后,为避免国家安全的政策弊端,减少情报工作失误,美国国会根据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和情报工作需求适时出台相关法律及修正案。这些情报法案不仅使情报工作的开展有了基本的法律遵循,更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其相对完备的情报法律制度为他国情报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内对美国国会的情报立法工作已有较多研究或者涉及。卢东的《二战后美国情报与安全立法工作研究》对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的历史、法律类别、特点和动因等进行了分析,但成文时间较早,对于21世纪的情报工作改革及立法工作涉及较少。黄爱武的《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剖析了美国现代国家安全体制、机构的法律职能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美国行政、法院和国会三方对国家安全工作开展法律监督的历程。赵国军的《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动因与前景》,张秋波、闫妍的《美国情报监督立法及启示》等论文从情报监督的角度对国会的相关立法工作进行了阐述。以...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美国国会在1976年5月和1977年7月分别创建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SSCI)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HPSCI),合称为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一种兼具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双重特征的新型委员会,也因此成为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唯一拥有立法倡议权的特别委员会。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初期中央情报局的创建直到1970年代中期,不断有议员在国会提出过上百个议案,要求参众两院各自建立专门负责情报监督的常设委员会,或者建议组建一个参众两院情报联合委员会[1](P2-19)。但美国国会最终选择建立一种新型的常设特别委员会。那么,这一新型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都有哪些特点?...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