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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人性书写的历史关系和艺术传统

从现实化、精神化和想象化、虚构化的角度同时去发现人、创造人、实现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使命,这种对人的关注和这种使命的实现,必须同时艺术本质化和历史本质化。中国20世纪文学的人性书写受到艺术传统和历史关系的双重牵制。对于文学人性书写的限制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群体人性空间与个体人性空间(即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与生命的关系)的冲突,二是历史关系与艺术传统关系的冲突。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空间的全方位开拓和深度化表现形成了一种文学与人的基本关系:人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对人的满足,都必须经过文学本身的艺术特性去调适和过滤,同时,文学中人的发现和表现又受到历史的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空间的书写从艺术本质的方位进入虚拟化状态,从历史本质的方位进入现实化状态,两方面对文学人性书写形成了双重推动和限制,这使中国文学人性书写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它既不能违反艺术本质,又不能违反历史本质。但它有时恰恰是极端违反的,并且在这种极端违反中将中国文学...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文艺评论》1980年10期
文艺评论

创造与存在意义上的当今中国文学

创造与存在意义上的当今中国文学●肖浩(一)我相信对于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艺术及艺术品的创造意义,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反映出人对自身的高度的期望感发生了重大的危机,或者说人的存在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因为人对自身以及他者的思考关涉到人的存在,海德格尔以及萨特、弗罗姆等人的论著阐明了这一关键问题)。在人的存在危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存在的转向)日益明显之时,与之密不可分的艺术创造的危机(或转向)是值行认真思考的。“展示人的本质是艺术的最高鹄的”①但是在这个时代,以下问题不能不困扰着思索人的存在(及人的本质)的人们:创造何为?艺术何为?在艺术的创造意义之中,人的存在如何?对人的存在的追问的意义又如何?(二)“这是一个花里胡哨的时代——我是就时代特色而言。”②这句话用在现在的中国再合适不过。或许还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有着(或将有)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精神生活的时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时代的前提是物质,它是...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06期
当代作家评论

走向终结:中国文学的世纪之交

1二十世纪已经到了终结的临界点上。这对我们是一种蛊惑:时间意义上的某种终结究竟有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种终结除了它的时间意义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含义吗?如果我们的话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那么,这个世纪的文学是否也像世纪的终结一样体现为文学的终结呢?这话说起来好像有些拗口,其实也就是在表达这样一个简单的疑问:时间的终结与文学的终结是否一回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否随着世纪的终结而终结?当时间的终结变得越来越确定无疑的时候,这个世纪的文学将何以自处?换句话说,我要追问的是,二十世纪的终结所凸现的与“终结”相关的文学问题是什么?一种不假思索的回答也是有理由的,即二十世纪的文学理所当然地随着世纪的终结而终结,我们面临的将是新世纪的文学,无论如何,文学都将必然地受制于它所处的特定时代,它将与时俱变,因此,现有的种种问题,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过去时态的问题,它们不能构成新世纪文学的主要问题。而另一种看法可能会是,世纪的终结与文学基...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06期
社会科学战线

鄂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存在

一、鄂华创作的独特性在回顾与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先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勾勒出大致的框架①,即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内容与形式上看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但从这一评价角度去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作家鄂华,此人则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独一个”。因为无论从鄂华的作品看,还是从其追求看,鄂华的存在都与这一框架中的内容有明显的区别。首先,鄂华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家都更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不是走向,不是拿来主义,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甚至超越民族与国界,从内容到形式直至作家主体意识上的追求。纵观中外作家,能跨越国家、民族界限,从人类的视野去审视人,并以呼唤人类理性为使命,如此清醒、明晰者鄂华则为其中之一。泰戈尔、歌德两位伟...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中国外语》2019年05期
中国外语

关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几个问题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涉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方面面问题,包括译介方法与模式、主体与内容、接受与传播等,都或多或少成为学界在探究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时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些焦点问题,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同时还存在着某些有待澄清的疑问与困惑。关于中国文学外译,各种评价不断出现,一方面折射出新时期我国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界,特别是翻译界和批评界,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发挥应有作用。就目前而言,在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评价中,中国文学主动外译的必要性、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可以说是无法绕过的三个重要方面。本文拟从对中国文学外译评价的整体把握出发,结合现状,就以上三个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中国翻译》2018年06期
中国翻译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与反思

二是体制日臻完善。1949年,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前身)成立。新中国的外宣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开始了由国家机构为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外译模式。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创刊,到8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的成立和“熊猫丛书”的诞生,再到世纪之交“大中华文库”项目的设立,中国文学“走出去”在体制和机制建设上一直不遗余力。新世纪以来,“走出去”在体制和机制建设上更是“高歌猛进”。2000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初步提出“走出去”战略。2002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度在文化产业领域得到具体体现。2004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创设。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启动“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国家汉办批准北京师范大学与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