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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历史上曾制定过难以计数的法律典籍。最近 ,笔者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现了学界原以为失传的宋《天圣令》① 。这部修定于宋仁宗天圣七年 (1 0 2 9年 )的令典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原文。许多令文 ,日本学者仁井田的《唐令拾遗》未收 ,过去也从未见有记载 ,其中所附录的唐《田令》 ,相当完整地保持了唐令原貌 ,尤引人注目。中古时期以均田制为主要内容的《田令》 ,自北魏至唐 ,先后制定颁布过多部 ,皆已失传。《天圣令》所载唐《田令》的发现 ,弥足珍贵 ,对中古时期的土地制度和律令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本文试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对此唐《田令》做一些探讨。抛砖引玉 ,企盼学界能对其做进一步研究。一 《天圣令·田令》录文《天圣令》的修定 ,“凡取唐令为本 ,先举见行者 ,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② 《天圣令·田令》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部分载宋在行之令 7条 ,后...  (本文共16页) 阅读全文>>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2年00期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天圣令》与唐宋法典研究

1998年,戴建国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发现了明钞本《天圣令》残卷,并于1999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公布了北宋《天圣令》残存的篇目、卷数、条文数量、令篇结构、部分令文等,并枚举了该文献的研究价值,由此掀起了海内外研究《天圣令》的热潮,至今成果已堪称宏富。虽然这十余年来,学界时有关于《天圣令》的研究综述刊出,1但各有侧重,故仍有综论之必要。***1本文初稿蒙台湾大学高明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京都大学辻正博等先生不吝指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丽萍、台湾东海大学高俊祥等学兄代为搜集部分论文,特此申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史博士生目前有关《天圣令》研究概况的综述,已有黄正建:《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与整理研究》,载《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大津透:《北宋天聖令の公刊とその意義——日唐律令比較研究の新段階》,《東方學》104,2007年(中译本《北宋天圣令的...  (本文共43页) 阅读全文>>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12期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唐代驿丁制再探——以《天圣令》为中心

关于唐代驿传制度的研究,最早有坂本太郎先生的《古代驿制的研究》1及陈沅远先生的《唐代驿制考》,2之后又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3这些成果有的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驿传制度的构造;4有的集中探讨了驿制及其职能的变化,以及驿马、传马的性质和关系;5有的则专门研究了传马、传马坊,6或者驿丁、驿田、驿墙等问题;7深化和扩大了我们对驿传制度的认识。但是,在有些具体问题上,仍有未尽之意。比如,驿制中的驿丁制就是一例。众所周知,驿丁是在驿站中服务的基层人员,此即《唐六典》所云:“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凡马三各(‘各’原文误作‘名’,详见下文)给丁一人。”8驿丁负责驿马的饲养和管理。另外,驿站之中还有驿子。9关于二者的区别,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刘俊文先生认为:“驿子即驿丁,指驿中夫役。”10王宏治先生则认为,驿子与驿丁并非一类人,驿子的职责是传送过往官员及其家属(驿子又称马子),而负责牧饲驿马(笔者按,即刘俊文先生说的夫役)的则...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文史》2013年01期
文史

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兼論天聖《獄官令》中的“辦”“款”和“辯”是唐代法律文書中的重要用語,在法典中也可見到。當代學者對此有過零散解釋A但似無統一的、系統的研究。筆者對此問題産生興趣,源於新發現的北宋《天聖令》中有關令文。《天聖令》卷第二七《獄官令》宋35條云:“諸問囚,皆判官親問,辭定,令自書辦。若不解書者,主典依口寫訖,對判官讀示”?點校並復原者雷聞將本條令文全文復原爲唐令,並寫“説明”云:按:本條,《唐令拾遣》據《宋刑統》卷二九復原爲第二十七條,文字與《天聖令》“宋35”條略同,唯“令自書款”,《天聖令》作“令自書辦”。《天聖令》“唐9”條云:“公罪徒,並散禁,不脱巾帶,辦定,皆聽在外參對。”其中的“辦定”,在《宋刑統》卷二九《斷獄律》引《獄官令》中即作“款定”,可見《宋刑統》往往將《唐令》中的“辦”改爲“款”字。另,“書辦”一詞又見《天聖令》“唐10”條?,因此本條我們姑依《天聖令》作"書辨”。雷聞在這裏只是將《天聖令》與《...  (本文共18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文史》2013年01期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06期
中国史研究动态

《天圣令》研究开启学术交流新前景

2009年3月,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学院院长、古代学研究所所长吉村武彦先生率团来京,分别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历史所、考古所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在历史所与所领导探讨今后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之后,与隋唐宋元史研究室的学者交流座谈。座谈时在座的有大学院负责对外交流和行政事务的福田俊行事务长,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研究以及隋唐史研究的学者佐佐木宪一和江川式部等人。明治大学前身为明治法律学校,1920年改称明治大学,1949年学制改革后成为新制大学,对法制的研究自有其渊源和传统。中日双方的论题围绕着历史所《天圣令》课题组进行天一阁藏明抄本宋《天圣令》的整理研究展开,吉村武彦先生以《日唐律令制的比较研究——日本〈令集解〉研究的现状》为题,回顾和梳理了日本律令制度研究中,百余年来历代学者的学术传承体系和学术贡献,进而就日本开展《令集解》研究状况和阶段成果予以介绍,通过以近江令(671年)、净御原令(689年)、大宝律令(701年)、...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文史知识》2007年03期
文史知识

佚失千年 重见天日——北宋《天圣令》的发现整理及其重要价值

一《天圣令》的发现 中国古代法律被称为“中华法系”,到唐朝趋于成熟。唐朝法律主要由律、令、格、式构成,其中律令的作用比较大,因此常有现代学者称唐朝为“律令制时代”。唐朝的律令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在法律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令》在唐代的辉煌,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值得彰扬和研究的重要现象。元代以后,随着《令》的地位逐渐降低,包括唐宋令在内的((令》的文本渐次退出人们视野,最终佚失无闻,以致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古代律令而搜集《唐令》逸文时,只能从其他传世文献中爬梳材料。 经过几代日本学者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版了《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这两部煌煌巨著,搜集、整理、复原了《唐令》的一半以上,为学者使用((唐令》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由于没有见到相对完整的《唐令》原文,上述著作中整理出来的令文是否符合《唐令》原貌,它在篇目安排、条文顺序、行文...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