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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

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立场与作用,一直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在查阅出版的档案、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就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孙中山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 关于国民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的学者一般都以蒋介石的言词为依据。1946年ic月8日蒋介石在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会上说:“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无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傲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孙中山发起成立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但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故海峡两岸迄今仍未发现那时孙中山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史料...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态度述论

抗战时期,中国因抗战逐渐在世界格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对印度争取独立的民族事业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支持。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绝大部分成果都聚焦于1942年蒋介石访印这一事件上,(1)而对此后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态度,梳理稍显粗疏。本文详人所略,补充一部分相关史实细节,并就中国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象征意义做简要评述。一、蒋介石访印前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态度印度近代以来与中国相似,均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共同的命运,加之历史上中印之间长期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关系,使得中印两国近代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事业上有共同的期许和惺惺相惜的亲近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者就对印度独立给予高度关注和热切同情。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报》就曾多次刊发支持印度独立的文章,指出英国殖民统治是造成印度贫弱的根源,揭露英国强迫印度种植鸦片,毒害印度人民的罪恶。[1]82-85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较早就意识到中印应走向革命联...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文史精华》1999年01期
文史精华

国民政府经略西藏的经过

民国初年,西藏的达赖喇嘛亲英,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1925年时,达赖与班禅争权,因被逐而流亡北京的班禅受到北洋政府的礼遇。对此,达赖心存顾忌,为了制约班禅,他重又恢复了同内地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于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后,为统一各省区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设置了蒙藏委员会;专门负责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经过与藏方再三交涉,十三世达赖终于承诺,于1929年派驻南京代表一人,以作联络。但实际上,西藏对蒋介石来说仍是鞭长莫及,达赖自恃“山高皇帝远”,照旧自行其是,根本不接受中央政府的辖制。1934年,十三世达赖去世。南京政府认为这是经略西藏的大好机会。蒋介石乃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赴藏吊唁,双方高级官员方才有了正式接触。经过协商,藏方同意黄留下随行的代表团参议及随员各一人常驻拉萨,作为联络员。国民政府为长久经略西藏,在寻觅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一事上,依靠亲国民党的摄政热振图呼图克图,由他亲自去青海接来一灵童,宣称其身分与十三世达赖...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安徽史学》1960年30期
安徽史学

1938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

1938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杨汉卿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国民政府多次进行秘密和平谈判。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对1938年主要的谈判作一概述,并就这些谈判的目的、失败原因、性质等问题进行评析。一、蒋汪从共谋“和谈”到分道扬镳抗战以来,蒋介石企图在适当的条件下与日本谈和,但日本的苛刻条件使他望而生畏,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抵抗。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则始终反对抗战,力图促使蒋介石与日本谋和。因此,蒋汪之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既存在分歧,又有一致之处。相同的妥协一面使他们共谋和谈,分歧一面又使他们分道扬镰。1938年2月,汪精卫、周佛海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经蒋介石同意,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香港活动,策划中日“和平”的条件和办法。在此之前,为“幕后推动”陶德曼调停,高宗武曾派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到上海,和日本驻华大使联系。董道宁在日方人员安排下东渡日本,先后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长影佐桢昭见面,得悉日本政...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文史天地》2015年06期
文史天地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是如何逐步控制四川的

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迫使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红军长征途中对其四面“围剿”,并以“剿共”为由,趁机铲除红军长征途经之处的地方势力。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四川的渗入和控制最为用心,其过程也最为曲折。一、国民政府为何看重四川1935年以来,华北危机日益加剧,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炮制“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至此,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在一致谴责的同时,也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只是时间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通过“剿共”趁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也在考虑建立中日爆发战争后的后方根据地问题——而四川,是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以来,就最为看重的战略基地。孙中山曾认为,中国可以作国都的地方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四川。而重庆市(重庆历史上长期属于四川)是西南重镇,四川门户...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文史博览》2011年01期
文史博览

南京总统府大门的风水传闻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定都南京,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就在“总统府”。但这时不叫总统府,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不叫“总统”,而称“主席”,谭延闿、蒋介石、林森先后在这里做过主席。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改称“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改称“总统”,并决定选举总统。次月,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国民政府随之改称“总统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名副其实的总统府。“总统府”三字从此正式出现在总统府的大门上。大门上原有的“国民政府”四个大铜字,是系已故国府主席谭延闿之弟谭泽闿所书,一字千金,写此四字的润笔费是4000块大洋。当总统选举结束后,国民党著名书法家、总统府资政周钟岳专门赶写了“总统府”三个大字,等就职仪式一结束就挂上门楼。因为时间紧,当时来不及做铜牌,总务局官员派人用木头,临时锯出“总统府”,贴上金箔,钉在整修一新的门楼上。另一...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