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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政治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利益博弈

0引言农业集体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它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初期它充分发挥了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的功能,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然而,农业集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低效甚至无效却留给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林毅夫曾作过已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这就是农业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不完全,从而导致对社员的激励不足[1]。周其仁在肯定林的分析后,补充了集体经济对其管理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2]。还有学者将原因归咎于集体生产不能满足中国农民追求自己劳动所得的天性[3]。以制度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学则更多是从制度角度来考察,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源于制度的非均衡性,而以权力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更是国家、集体和农民3种政治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换句话讲,中国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既不是单纯决定于国家,也不是单纯决定于农民,而是国家、基层(集体)和农民多方互动和作用的结果。1国...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乡村发现》2006年01期
中国乡村发现

“四十亩抛荒地”话乡村治理

在黔东某县的盆西(化名)村民组调查时,笔者了解到,该村总共不到80亩地,却有40亩抛荒。而更使人怪异的是,大多数村民一见着我们就念叨说他们土地太少。国家免除农业税后,用很多人的话来说,土地又成了“香悖悖”。因此,土地抛荒的话题就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野。盆西村民组的村民为什么把过半数的土地抛荒后反过来说自己的土地太少呢?带着疑问,笔者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宁可缺地,不愿筑堤土地刚下户时,盆西村民组共68人,78亩土地,人均近1 .2亩,而现在,盆西村民组的人口增长到105人,土地却抛荒40亩,只耕种了38亩,人均才0 .36亩。人均。.36亩的耕种面积确实是太少。实际上,盆西的78亩土地,有38亩在村前的坝上,水源好,几乎不用修任何水利设施都能耕种,目前村民耕种的土地也就是坝上的这38亩土地。而另外4。亩在盆西后山的小溪两侧,需要筑堤围堰才能耕种水稻。土地刚下户时,村民们都积极的投工投劳筑堤围堰,40亩土地也连续耕种了十多年。但是慢慢地...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晋阳学刊》2006年03期
晋阳学刊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与农村人口之比为3.5%比96.5%[1]412,农业、农民、农村一直都是中国社会自然与人事的主体,因而旧时“我国地方政府,素重乡治而忽市政[”2]43。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中国封建政治、官治行政只到县级政权为止,即所谓“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之广大乡村社会,统治者采无为而治之策,听民自为、自营①。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修纂的卷帙浩繁的典籍记述的大多是朝政和州县以上的官治行政,州县以下广大的乡村社会,其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往往略而不记,或廖廖几笔,语焉不详,以致广大乡村社会的实情在官方文献中堙而不彰。这种情形支持了上述观点。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封建时代州县以下乡村社会的情形,考察其权力结构、权力生成与运行机制、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内容②。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认为从县衙门到(乡间)每家大门之间的一段情形是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不明白这个关键,就无法理解中国...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农村.农业.农民》2006年12期
农村.农业.农民

乡村治理与和谐

山东昌乐县农村,近期出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的乡村治理形式,值得关注。乡村治理可以说是中国的老问题。封建时代的皇权不下县,乡村由绅权统治;民国时期,乡村自治名为村民自治,实际并未改变绅权统治乡村的结构。民国期间,阎锡山在山西搞“村本政治”,李宗仁的桂系在广西搞“乡治”,国民党政权也搞“乡村自治”,但这些所谓的乡村自治基本有名无实。比如阎锡山在山西主政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但村里负责村政的人却是他派去的退伍军人甚至现役军人。这样的“自治”显然不能反映村民的真实意愿。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村民自治显然不会提上日程。在减免农业税之后,政府与村民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每个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从根本上说,只有村民自己,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乡村日常事务。从政府到学界,都很关注如何让村民发挥自治的热情。村...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人才资源开发》2019年18期
人才资源开发

乡村治理“三治”结合的动因、要素与路径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要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立足中国乡村治理的70年历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动因、要素、路径,有利于提升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水平,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一、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动因分析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这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化,为乡村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提出一些亟需解决的难题。1.乡村基层自治的制度不足与制度错位。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试行,1998年《组织法》正式实施,村庄自治在全国迅速推广。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乡村自治经过30多...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农村百事通》2019年18期
农村百事通

大力推进乡村治理 让农村和谐又美丽

问:如何通过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增强农民的安全感,让农村更加和谐有序?吴宏耀:在我国,农业是“压舱石”,农村是战略后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农村社会稳,国家大局就能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农村这一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有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意见》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了一些部署:第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平安乡村建设。严厉打击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侵吞集体资产等违法犯罪活动,做到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形成强大震慑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整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等。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强化农村安全生产、交通消防等安全管理责任。第二,完善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加大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