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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协调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思考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基本上全民信教、宗教思想直接影响到了这些民族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其法制观念和执法效益与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在有关国家机关在实施诸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的过程中常出现与宗教习惯法的冲突。如何既要讲法律的统一性,也要讲全民信教群众的特殊性,在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找到某种协调,以此保护社会规范体系的完整和效力,是把宗教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一、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有相融方面首先,从婚姻法看。我国婚姻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1.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2.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基督教会法规定,凡其亲等以内的的旁系血亲和旁系姻亲,均在禁止结婚之列。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基督教教会法则规定,教会对未成...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我国建成法治国家的探索

一、解读法治内涵,确立法治国家的标准在以法治为传统的西方,希腊称得上是法治的源头。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将法治归结为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自希腊、罗马之后,欧洲进入漫长沉闷的中世纪神学统治,法治在经受了几近被窒息的压抑之后,在十七、十八世纪重新焕发了生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欧美法学家们的法治思想趋于多元化、现实化,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角度、价值取向表达自己的法治思想。西方国家在法治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法治国家的模式。但是对于法治的具体涵义,却很难形成一个确定的、统一的表述,以至于最有权威的《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的、也不能随便定义的概念。”1959年印度国际法学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将法治权威性地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根据全面正义的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个人发展得到维护的各种条件;(...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江海学刊》2005年01期
江海学刊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法治国家”理论的产生及其背景法治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产物。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法治国家理论 ,并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在各自的治国实践中推行。不过 ,德国的法治国家理论更具有典型意义 ,因为“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就直接翻译自德文“Rechtsstaat”① ,而英语、法语和其它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应词语来表达这个概念。学术界普遍认为 ,德国的法治国家理论萌芽于 18世纪末 ,在 19世纪初开始形成和发展 ,经历俾斯麦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繁荣 ,在纳粹法西斯统治时期遭到彻底摧毁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宪政体制下又获得了新的实质内涵。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德国最早提出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个概念的是一些著名的国家法或宪法学者 ,时间是在 19世纪初。② 在这些学者看来 ,国家 (Staat)是或者应当是一个“Rechtsstaat” ,即“法的国家”、“法治国家”...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学理论》2005年04期
学理论

社会与法

以人为本,依法治国,这是我党执政的两大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是振兴中华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是一个宠大的系统,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繁复的系统工程。这是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宏伟任务。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发展进步与国家繁荣昌盛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任何国家和社会,都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社会的运行,国家的运作,必须有法可依,有德可载。法理、法典、法度、法律、法规,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同布帛寂粟一样须夷不可离开的法宝。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各个国家都要制定和颁布实施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借以依法行政,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铸刑鼎。秦朝有秦律,汉朝承秦制,“萧规曹随”,也有汉律令。大唐盛世,也仰赖有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也都有不同时期的法典。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都制定了很...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公共利益: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

2004年我国宪法第四个修正案颁行以后,公共利益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学》编辑部在2004年第十期上专门刊发了主题为“公共利益的法理之维”的系列文章,对公共利益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提出公共利益问题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但是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我国利益分配的总体结构中把公共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笔者以为,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意义深远,也是我国完成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基础性因素。对公共利益进行定义,应当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有学者已经由中到西、从古到今地对公共利益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但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其涵义相当丰富。[1]不过在梳理评析之中,突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概念的三个角度,笔者把它概括为:一是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即纽曼的观点。纽曼在确定纯粹以受益者数量为标准的主观公益时,提出了以国家目的任务为质的客观公益的判断标准,并认为这符合现代宪法理念对公益的认定。二是个人利益...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社科纵横》2005年04期
社科纵横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圈定“依法治国”的主题,近三年来,我国法律界对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与联系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由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要求全国上下各阶层从传统法律意识转向现代法律意识,弄清楚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大的理治价值和实践意义。一、国家与社会型态下的法治争论1.法制主体之争“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做为我国治国方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法治的主体是谁?法治的目标是什么?还不能说已十分清楚。人们一谈到法治,往往想到的是国家、政府或者执政党运用法制来治理国家、控制社会。法治只是这些主体控制社会的工具。而社会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只处在法治的客体地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扭曲。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更不能说只是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国家本身也是受法的统治,即...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