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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践哲学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长期围绕着“直译”、“意译”之争,局限于“术”或“艺”、“科学”或“艺术”的手段与创造之争,根柢于译者感悟与灵感、带有浓烈主观主义的“神似”、“化境”之争,以及以“忠实”为标准的译文评判标准之争[1]。以此为基础的译学大都执著于翻译实际过程与译者具体翻译体验,往往把实践中感悟而出的经验直接擢升至超验领域,再返归之以引导具体实践。其论证方式往往是论者一隅之亲历亲为或译语片断的实证主义。在译学主张上,要么把译者对原文“忠实”承诺的伦理观,转换成为一种批判标准,要么由针对翻译局部语境缺失或语境陌生化的句子所采取的补偿性策略出发,得出翻译就是“创造”或“创造性叛逆”的主张。这些主张以特定对象的客观实在为前提与皈依,其特点是相对性和有限性、外在性和描述性,以此为基石之译学言论也就永远无法达到自我决定的、自足的、开放的、无限的可能性[2]432。就研究主体而言,翻译家和译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自觉、经验、感悟、审美和认识混为一谈[3...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05期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一、哲学观念的变化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哲学绝不是对一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事后概括和总结。哲学总是先行性的。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摆脱哲学思维方式来从事研究活动和思考活动。哲学是一切科学活动澄明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前提。尽管一个科学家并非总是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在从事研究,但不等于说他不是在受着某种哲学观念支配在工作着。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毫不例外。事实证明,各种翻译研究的思潮与思想都是有其哲学基础的,所以认清哲学的发展与翻译研究发展的础,对我们进行翻译研究和建立我们的建构性翻译学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目前哲学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转向中,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传统的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范式,目前我们所从事的是建构的翻译学研究。它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 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之所以重灵感,凭借直觉,是与古典知识论哲学和直觉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古典知识论哲学认为“...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学术月刊》2017年09期
学术月刊

如何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一种基于“蕴相殊”理论的重构方案

导论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工作一直聚焦于政治、历史与经济领域,而就今日主流分析哲学界所说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如殊相与共相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间的本质、因果性的本质、可能世界的本质,等等)而言,他并没有留下“大部头”的著作来全面阐发自身的思想。按照今天某些西方国家的哲学分类方案,马克思主义就其现成形态而言,基本上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而并不属于以“形而上学”为骨干的“理论哲学”的范畴。a不过,从元哲学角度看,“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之间的分野,毕竟只是学术分工层面上的某些复杂历史约定的产物,而就哲学真理自身而言,不同学术分工团体所研究的看似不同的对象,很可能本来就是彼此犬牙交错、甚至浑然一体的。因此,对于一种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如何发展出其“理论哲学面相”以便深入讨论那些只能在其“实践哲学视角”中被部分顾及的问题,显然就成为了一个亟待学界解决的课题。然而,对于上述课题的真正意义,主流马克思主义学界却...  (本文共14页) 阅读全文>>

《理论界》2008年06期
理论界

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现代哲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在一定的程度上,哲学之为哲学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其对“现实”持有“理论”态度。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更是把自古希腊以来对“大写”的“理论”和“精神”的追寻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出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自然界是注定了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1〕黑格尔对“理论”的“崇拜”与“敬仰”让我们领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质,也为我们洞察“理论哲学”的奥秘提供了重要参照。首先,在根本目标上,“理论哲学”总是试图在寻求现实生活之外的“超感性”实体,只有这一“超越之物”才是“真实”的、永恒的。西方“理论哲学”的理路从柏拉图发端至黑格尔集大成,可以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把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定性为...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女性主义关照下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

西方的女权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不到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其影响已经涉及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并且对现代妇女的生活解放和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自80年代波及翻译领域以来,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cultural stud ies)等现代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颠覆,或至少重新评价政治、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立场,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解释,本文拟从翻译哲学、翻译标准、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加以讨论。一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和中心论,它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处于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和非本质...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东方翻译》2015年05期
东方翻译

对话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翻译理论思想探究(下)

Reason(2001),——论超越理论性的译者主体性》【本书借鉴宗教历史、心理分析、哲学、文学、神经科学、社会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并基于对翻译实践的深刻洞察和体验,论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内心的复杂状态,以及受到外部各种因素制约的后理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特征。理论建构本身也体现了作者“理论要适应实践”的认识论思想,因而为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沟通架起了桥梁。】A:罗宾逊教授,您的WTjo rram/ato?—书在探索译者主体性方面颇有独到见解。然而,对不少中国读者而言,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您在这本著作中的理论思想似乎有些理解上的难度。因此,您可否对我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并对我在理解您的理论方面的—些观点给予评论?B:很好。A:谢谢。您在书中提到了三个概念:理性主义、前理性主义和后理性主义。根据我们的翻译经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有性因素,又有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irrational)在这里不是“反理性”(anti-ration...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英语世界》2017年09期
英语世界

翻译理论怎样帮助翻译实践

介绍了这么多中西翻译理论,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从事翻译实践的人非得学习这些理论吗?回答应该是很明确的:译者并非一定要学习翻译理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回答,比如一些公认的优秀翻译家并没有系统地学习翻译理论,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但是他们的译著却非常成功,比如傅雷。你可以说,傅雷肯定知道“信达雅”,但他肯定没有学习过对等和目的论这类译论,因为傅雷译笔飞驰时,这些理论还没有问世。傅雷自己总结了“神似”的理论,但那也基本是源于实践的一点儿心得体会。其实,老一辈翻译家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在翻译系学过翻译,不用说翻译理论,连翻译实践也没学过。什么词性转换、正说反译之类的技巧,都是后人总结他们的翻译方法时总结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想到这些技巧。对他们来说,这样转换、这样调整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事,不用刻意去学习,翻译时根本不会想到技巧。他们很多是外文系或其他文科专业毕业的学生,因为爱好或其他原因,开始从事翻译,终于硕果累累。但是这些人...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