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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鸦片战争以降,文化问题论战迭起:学校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文言白话之争,洋务守旧之争,维新洋务之争,革命立宪之争,到五四前后东西文化之争,达到高潮。从1915年《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论战,到1927年论战焦点转移到社会性质问题为止,争辩延续10余年,争论者达数百人,发表文章达近千篇,专箸数十种。长达10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就其论争内容和重点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主流派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展开了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争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论争以新旧、中西文化能否调合为中心,文化保守主义阵营除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派,章士钊是一个风云性代表人物;第三阶段因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激烈的文化争论,另外还有“科玄论战”和学衡派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有力挑战。一纵观这场文化...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世界知识》1992年03期
世界知识

巴解主流派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陷入严重危机 海湾战争后,巴解由于它支持伊拉克的立场而使它在中东的地位低落。在中东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仅海湾国家疏远了巴解,而且象埃及、叙利亚这样的重要阿拉伯国家也拉开了与巴解的距离。由于失去了海湾富国的财政援助,被占领土和侨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也减少了捐款,去年巴解组织的现金收人下降30%(30亿美元)。巴解陷人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从武装力量上看,巴解也处于困境。巴解的法塔赫“暴风突击队”主力(约12000人)或受制于人,或丧失战斗力。7000多法塔赫战士在1990年奉命转移到伊拉克,现在已受萨达姆指挥而无法出走其他阿拉伯国家。还有5000多法塔赫战士在黎巴嫩南部,1991年7月黎巴嫩政府收复南部后让他们交出全部重武器和一部分轻武器。这部分巴解兵力实际上已被困在黎巴嫩难民营中,脱身无望。 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的处境中;巴解接受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劝告,对美国提出的中东和会方案采取了灵活的立场。巴解不再坚...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阿拉伯世界》1994年03期
阿拉伯世界

巴勒斯坦非主流派的10个组织

随着中乐和设的开始,巴勤斯理解放组织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与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掠相对立的10个组织十分活跃,它门常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为活劝基地,开会、发表声明,暑名往往是巴勒斯坦10组织。这10个组织具体是: l.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2 薄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乙会指挥却) 3.秆放巴勒斯坦民主阵茨 4 巴勒斯坦全口解放运功(法塔赫) 5 革命的巴勒斯坦共产党 6.巴勒浙坦人民...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今日苏联东欧》1990年03期
今日苏联东欧

关于苏联主流派的新趋向——评苏联新政治结构对未来经济改革的影响

一、主流派的路线转换 自1989年下半年苏联改革危机不断、险象环生的局面形成之后,1990年初春,苏联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又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承认,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在此以前,戈氏奉行所谓“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路线,也即戈氏的一切努力侧重以政治为中心,而将经济实际上置于次要地位;然而,自苏共中央2月全会事实上确认向多党制过渡,以及3月特别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认总统制,并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了任期五年的首届总统之后,一个不同于原有一党体制的新政治结构实际上已搭起框架,也即戈氏所设想的,在苏共支配与组织之下,由一个经选举产生具有全权的总统、一个以最高苏维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代表立法机构与一个以部长会议系统为主干的执行机构所构成的新体制已初具形式,以此而论,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来,虽左右掣肘、困难重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就形式而言,其阶段性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此后,苏联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爆发过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论战。这场论战已成为思想文化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就发表有关研究论文80余篇。为了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作一述评,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一、论战的背景研究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近代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追求,但他们在关于中西文化的评判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个引人深思和耐人寻味的话题。谭双泉认为,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社会黑暗是它产生的直接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从政治、经济上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摇撼封建势力的根基。[1]在这万马齐喑、密不透风的黑暗社会里,历史趋势和民族命运在文化上向“五四”提出的主要课题,不是如何保存传统文化和如何全面地估价传统文化,而是要彻底冲决传统文化的种种桎梏,为新文化的...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世纪初东西文化论战中“西化派”的历史困境

二十世纪初,“东西文化论战”此起彼伏,几乎成为学术界所无法回避与跨越的主题。根据学者们的思想主张,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主张传统文化优越论的“东方文化派”和倡扬用先进的西方文化改造落后的东方文化的“西化派”以及主张用激进手段对中国进行全盘改造的“文化激进派”三个派别。其中,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为分水岭,我们又可以把“西化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西化派”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为旗帜与干将,宣扬西方的民主、科学、法制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地抨击。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惰性太大、惯性太强,便从此阵营突围而出,走上激进主义道路。西化派由此进入后期,此时的“西化派”以胡适为中流砥柱,以归国的欧美留学生群为主体,继承早期“西化派”的衣钵,与“东方文化派”展开激烈交锋,对黑暗现实进行种种改造的尝试。尽管,在重重困境面前,他们的呐喊显得极为微弱与无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的努力就是无效的。因为他们提前预告了一个时代...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