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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人治村”的辩证理解及其思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增长,于是“富人参政”便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就乡村治理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富人治村”开始出现;而进入新世纪,“富人治村”已成规模;近些年,“富人治村”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较为广泛、全面而又深入的研讨,其成果也是相当丰硕的。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对于“富人治村”的探讨有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现象评说大于学理分析,个体关注多于整体把握,情绪化臧否先于理性探讨,原因剖析重于对策观照,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辩证的思维,不能给“富人治村”以科学的理解和思考,这就必然造成研究的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使乡村治理深陷难以自拔的困境。②一、“富人治村”不应成为一种模式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现在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崛起、发展和壮大,它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也不应忽略的一支生力军。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也是如...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理论与改革》2010年05期
理论与改革

浙江“富人治村”现象剖析——基于浙江金台温三市7个村的调查研究

“富人治村”是我国近十年来村民自治结构转型的一种新趋势。由于“富人”是个动态的概念,因而“富人治村”在学界和市井中目前还只是个泛称。为了厘清“富人治村”的内涵、探究其兴起的动因和利弊,窥测其对我国村民自治模式转型的影响。本课题组选择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较早的浙江,调查了金华义乌市、台州天台县和温州乐清市共7个富人治村的情况。一、“富人治村”的内涵浙江是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早、推广快的省份之一。早在2003年,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占了30%;仅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占的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富人”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1]。目前,“富人治村”现象在浙江全省呈普及性推广。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2008年,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03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是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最早、推广最快、影响最大的省份,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庄都是由老板村官主政。“经济改革的实行,降低了行政性再分配的能力。这种转变,为个人提供了独立于地方干部权力的资源控制权。作为一种预测结果,经济精英(企业主等)的优势会逐渐凸现。”[1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村庄中的先富群体参加村治越来越普遍,富人主政的村庄治理在浙江已较为普遍。具有企业主性质的先富村民在村庄公共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由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组成的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推进了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型,形成了村庄治理的新常态。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巳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前沿》2014年Z6期
前沿

论富人治村的法律规制

农村富人当政是近年来农村经济分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导致的结果。[1]农村富人当政是指由农村中的富人来主导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农村政权运作模式。[2]富人治村有助于强化和壮大我国尤其是广大中国农村的经济功能和实力,为我国政治尤其是乡村政治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可以有效弱化和缓解因贫富不均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动荡。[3]但是,富人治村如同一柄双刃剑,在肯定其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其对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其中包括腐败、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等问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村干部与村民对立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产生了阻碍作用。[4]村级政权是我国行政机构中最基层,也是涉及面最广的政权,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合理规制,放大富人治村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有效降低其负面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健康发展意义重大。[5]本...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前沿》2014年Z6期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富人治村”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富人治村”,又名“富人参政”和“村官富人化”,是指随着乡村治理环境和任务的变化,农村先富群体以“村官”的身份参与乡村治理的现象。因这一群体具有致富能力突出、市场意识强、社会关系广等特点,因而又被称为“富人村官”。“富人治村”是近几年学界兴起的关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新课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农村自治的共同产物。早在1993年,在浙江、重庆等开发较早地区,一些先富农民便通过竞选村官参与到乡村治理中;2005年以来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部分省区富人当选的比例高达50%~60%;在浙江省,近年来由富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村庄比例高达2/3,并呈不断扩大之势〔1〕。因此,笔者认为,“富人治村”现象体现了农村先富群体的政治追求,也是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一种模式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富人治村”的社会基础和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和完善“富人治村”运行机制的新路径...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05期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社会资本视角下浙江省“富人治村”现象研究——基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的分析

浙江是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最早、推广最快的省份之一。据省民政厅统计,截至2009年,浙江省2/3以上的农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1]尽管目前学界对“富人治村”研究不多,但随着农村社会发生的剧烈经济分化,农村中的先富群体尤其是那些老板级富人参加村政越来越普遍,“富人治村”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热点。“富人治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验现象,而且涉及到中国乡村治理基本走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富人治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以小商品生意著名的富庶之地浙江义乌是国内“富人治村”的最早试水点。国内学者分别从“村庄社会关联”、“村庄治理”、“农村民主政治”、“农村社会发展”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本文首次选取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视角,结合浙江“新农村建设”和“富人治村”的典范———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这一案例,探讨“富...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