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集中 、最剧烈的一次文学革命。这是一个彻底破 坏与 重新创造的时代。天崩地裂、鸿蒙初开,一切都来不及形成规则与模式。那些敏 锐感觉到“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文化精英们在兴奋与迷茫中体会着这个从未出现过的时代。80年代后, 当喧哗与骚动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早已尘埃落定,时间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距离来眺望这 段历史时,我们应当以更加深邃的目光打量这场文化精英们燃烧在激昂与亢奋中的情绪交织 中走过的青春岁月。历史总是在对立互补中向前发展。而这样的对立互补又每每体现在每个 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身上。因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般社会历史的浓缩本。剖解杰出的 知识分子所能发现的问题深度,往往大于分析芸芸众生的总和。对于“五四”新文学革命 的考察,大浪淘沙之后,真正留下文学创作实绩还是鲁迅与郭沫若。鲁迅的前期小说以揭批 国民劣根性为出发点,以立人为指归,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对人的精神创伤和病 态进行了充分...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04期
教育文化论坛

“五四”历史的功过及反思

一“五四”到底有些什么功过?本人认为,“五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反帝的爱国运动,要向列强争国家的权益,这是他的功。“五四”又跟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姜广辉先生有一篇文章主张将“五四”和新文化要加以区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五四”运动以来这几十年,它和“新文化”运动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完全分开也很难。“五四”里面有一个启蒙,叫做新启蒙,就是指民主科学的启蒙,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确实当时“五四”的先进人物,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进行了宣传,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确实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这个功也是应该肯定的。“五四”有过吗?不但有,而且有很大的过。一是从反封建、反专制走向了全盘反传统。反封建、反专制本来是好的,但问题是有人打着这个口号,把整个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传统都加以否定了。如当时有人提出来要废除汉字,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提出来确实是一种信仰,觉得只有废除方块字中国才能进步,实际上也就是把中国...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溺于情感的理性——五四理性的觉醒与迷失

一、情感孕育的理性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 ,表现在制度是“合理化”的扩展 ,表现在人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依据这一思想 ,“五四”崇尚科学与民主 ,呼唤文化心灵的开放与反传统 ,无疑昭示了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一大觉醒。然而“五四”理性的觉醒 ,并不仅是对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线索的现代化历程认识理知的演进 ,同时还受到深深的情感孕育 :一是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激发的民族主义爱国激情 ;一是基于对传统文化弊端切肤之痛而萌生的反传统情绪。鸦片战争以后 ,沉重的民族忧患情绪便开始郁结在部分士大夫心中 ,其后虽历经“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 ,“戊戌变法”的政体改良 ,“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 ,但仍未能遏止住中华民族在列强进逼下的节节败退。因而到“五四运动”之前 ,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忧患之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相反却愈积愈深 ,在更加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中发展成...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黄河之声》2018年04期
黄河之声

中国“五四”时期的音乐美学理念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661100)中国的“五四”时期,在现代艺术历史上是的一个高峰期。1919年“五四”的运动中,以爱国歌曲为代表的现代音乐创作蓬勃发展,爱国救亡,就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主旋律”。在音乐创作中,爆发出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例如,被誉为中国“学堂乐歌之父”的著名音乐家沈心工,在“五四”时期首先创造了大量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校园歌曲,之后,大量的音乐家追随他的脚步,用心创作出大批带有时代精神特质的作品,形成了中国“五四”时期的音乐美学理念。一、从《中国音乐改良说》看近代革命思潮对于五四音乐美学精神的塑造和影响著名音乐理论家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是新文化运动对于音乐界产生直接影响,形成中国现代时期自己的文艺理论著作的一个代表。是近代音乐界的有识之士,为中国早起音乐理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部著作。被评价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声春雷”。然而,由于近代革命思潮中一些过于崇拜西方,否定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对于我国音...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探索与争鸣》2009年06期
探索与争鸣

“五四”所昭示的历史规律性要素

历史上的“五四”,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革命事件,但它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经历长期量变后发生质变的开始。一个具体的“五四”标示了一个时代。以青年学生罢课、工人阶层罢工、工商业者罢市等“救亡图存”活动为高潮的五四运动,只不过是整个“五四”的一个时代序幕。如今,“五四”虽已成为了记忆中的历史,但“五四”的影响可以直抵百年甚至更远。“五四”昭示出的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的规律性要素,正是我们今天反复重读“五四”时需要关注和提炼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既尊重规律又追求先进才能成为引领发展的主力。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是“五四”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最大继承者和发展者。五四运动尽管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但它从酝酿到爆发,再到影响扩散,却整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整个“五四”,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随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干部准备、思想准备,也为党日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许昌学院学报

冲突与碰撞——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内在悖逆性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 ,“五四”启蒙思潮的确立都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是“五四”一代启蒙者对近代启蒙思潮的接续 ,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 ,对旧道德、旧文化展开犀利的批判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希图完成上一代知识分子所未竟的事业 ,那就是改造国人的灵魂 ,唤起民族自新的力量 ,重铸民族精神 ,这种诉求使他们把启蒙当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然而这种被寄予厚望的启蒙尽管在历史的大转折中曾有过极大的影响 ,但由于其思想资源主要取自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中西文化传统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五四”启蒙思潮内在构成因素间的冲突与碰撞 ,使启蒙者们在启蒙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 ,并时时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终使启蒙运动实际取得的成绩与当时启蒙者的期望产生了很大的落差。这种内在的悖逆性最集中地表现在救国强民与个性彰显的冲突以及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两个方面。  一、救国强民与个性彰显的冲突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会为自己确...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