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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①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该宣言影响深远,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第二阶段发展历程中最重大的事件”。②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E lizabeth Anscombe)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③文章旨在阐明三个命题:第一,在现阶段研究道德哲学没有多大益处,应将之搁在一边,而首先了解心理哲学;第二,道德职责,道德义务,道德上的对与错,道德意义上的“应当”概念等都可以被抛弃;第三,从西季维克(Sidgwick)到今天的英国伦理学家之间的种种不同没有太多意义,因他们都是错的。相对照之下,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以德性为中心的伦理学显得更为合理。安思康的文章是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的分水岭,“人们广泛认为这是当今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开始”。④这两篇历史性文献没有互相提及。表面看来,安思康的文章是...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上)——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这些自称或被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学者,有的完全认同港台新儒学,有的标榜要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超越于“唯物唯心”、“姓社姓资”的“理性分析”,有的在思想进路上与港台新儒学“有异”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则宣称是“自行摸进了新儒学的大门”。经过15年酝酿、准备和分别发展,到2004年7月贵阳儒学会讲(又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以“南蒋北陈”为代表的各派经过整合,以“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姿态正式浮出水面,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所说的“大陆新儒家”,主要就是指在贵阳儒学会讲中集体亮相的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他们有“复兴儒学”的强烈的使命感,特别致力于儒学的政治化和宗教化,并且提出了“儒化中国”的一系列主张。虽然其观点偏激、理论失据,但这派学者甫一出场,就奋力争夺话语主导权,近年来陆续引发了“读经之争”、“儒教激辩”和“施剧风波”,颇受媒体青睐,...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下)——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

(三)反对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建设的共识,但大陆新儒家则因为其儒家本位的文化立场,对民主政治提出诸多批评并进而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①。蒋庆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港台新儒家将民主作为现代儒学开出“新外王”的标准,即意味着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现代儒学追求的目标,虽然港台新儒学立足的是儒学的精神价值,但开出的却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就不免有变相西化之嫌。”[1]47他一方面认为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他说:“民主不只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制度,因此,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职是之故,若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02期
国际儒学论丛

从现代新儒家到大陆新儒家——以“新康有为主义”为中心的考察

一现代新儒家之名,起于1986年方克立等人所立“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之重点项目,而现代新儒家所涵之范围,则有诸多的争论。取余英时所论,就广义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现代儒家。钱穆及余英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算是新儒家。而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可被称为新儒家。在这个标准之下,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人可以算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之传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不例外,大陆学界之后起者如李泽厚、冯契、谢遐龄、郭齐勇、陈来、杨国荣等学者自然亦可归入现代新儒家之列。当然,此种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名单还在不断地扩大。而余英时以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布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中所言“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为标准,认为“现代新儒家”主要是指熊十力的哲学流派,此才为现代新...  (本文共22页) 阅读全文>>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06期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草堂论剑”与“康党”吊诡——“大陆新儒家”反思

2016年1月9日,《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于成都杜甫草堂举办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基于“首届”、“两岸”、“大陆新儒家”于当代文化的开拓性、关联性、基本性,反思“会讲”的背景与其所折射的儒学、儒家、儒者等于学术与思想史中的问题与意义,乃实属必然。《天府新论》杂志2016年第2期以“专题”形式刊载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的详细内容(以下简称《首届会讲》),从与会学者的机锋论辩中,真切感受到港台儒家的博大胸怀与深厚学养及真挚之情,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港台儒家“辞诚居业”之儒行,感佩陈昭瑛、林月惠坤德化育之修为。子曰:“洁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孔子家语·问玉》)反思表明,虽冠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却名不符实,因为“会讲”是围绕着大陆独家参会的“康党”,因此不能代表“大陆新儒家”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实质性主题所展开的辩难,“将叛者其辞惭,失其守者其辞屈”(《易经·系辞下》),屈而必贼...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一、“会讲”的专题性质与目的2016年1月,《天府新论》杂志编辑部联合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于成都杜甫草堂举办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后文简称“会讲”),“会讲”以“编者按”的形式公开发布了讨论议题。由于“会讲”是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为专题,明析“会讲”双方论辩的问题意识与学理构建,是考察“会讲”能否正确引领儒学复兴的理论前提,并为未来儒学发展方向及理论局限性提供借鉴与反思。此次“会讲”是“从晚清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潮流,儒家文化虽不缺少自己的代表与砥柱中流,却终只是以防守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这个他者做辩护梳理,对传统所承诺的问题未能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今天,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出现重大调整,全球化的世界形成文明冲突的主题,相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陆新儒学的兴起,其在问题意识、话语形式和经典谱系诸方面表现出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同的...  (本文共10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