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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式作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目标提出来,是四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创新和重大贡献。一把“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放在当今中国社会,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漫长时期的初级阶段。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正在不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个重大的变革中,由于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逐渐分化为界限日益清晰的不同阶层,直接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形成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存在着相当多的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随着执政环境和执政资源的变化,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下岗失业工人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暂时处于较低阶层之中,相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党政论坛》2004年02期
党政论坛

保持执政党党员的先进性

保持执政党党员的先进性, 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难点。 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什么是执政党,怎样的执政党党员算合格”的问题。由于执政党党员与革命党党员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任务不一样,因而保持先进性的难度增大。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后不久,党员就出现了“大众化”和“群众化”趋势。我们党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应当总结历史的教训,正确认识执政党党员面临的问题,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党员提出新的要求。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提高党员的素质。具体地说,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应注意五个方面的“联系”。一、把党员的先进性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确立先进的思想意识人的言行是受思想支配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只有在先进思想的支配下才能实现。列宁曾经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理论探讨》2004年02期
理论探讨

论执政党的两种服务——领导与执政的异同及服务方式变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由于它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执政成为它进行领导的主要形式,领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转变为执政方式,执政好坏成为衡量这个党优劣的主要标准,所以有必要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就是服务”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执政就是服务”这一符合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执政理念。执政而不服务,那是统治。以往剥削阶级执政的实质就是统治黎民黔首,维护本阶级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党以他们的利益为利益,以他们的意志为意志,除此之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意志,那么执政党就不过是一个政治工具———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党执掌国家权力、巩固执政地位也就不是它执政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目标,而只是取得服务资格的手段和进行服务的方式。“三个代表”和十六大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执政就是服务”这一本质内涵,并对执政党为...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廉政建设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新的任务,如何使党走出历代政权兴衰成败的“周期率”,使党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经受执政的考验,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核心,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一 加强执政党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一)加强执政党廉政建设是防止党蜕化变质的重要保证1 94 9年,当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势之际,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过贡献的傅作义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夺取政权后2 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或4 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对此,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把进驻北平称作进京“赶考”,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还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求实》2004年05期
求实

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或创新使执政党既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蜕变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特权集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一、法治建设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与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求实》2004年05期
《学术交流》2004年05期
学术交流

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邓小平在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中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并坚决主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对树立法律权威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认识不太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树立法律权威,就有损于党的权威的树立,基于这种理论观点,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确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思想的确立,树立了法律权威,同时,也实现了法律的权威,又能杜绝腐败的滋生。  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理论原则的确立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原则,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来了,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党权至上,以党代法,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1],必须坚决予以反对。“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1](P20)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