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杜甫杜鹃诗与唐代中央政治革命

有唐一代 ,“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 ,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而“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 ,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杜甫一生 ,身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 ,在这三朝政权交接之际 ,都有中央政治革命发生。当其发生之际 ,既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生活的传承与变化 ,又关系到伦理道德行为上的冲突。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审视着他所历经的各历史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 ,并将他的思考通过如椽的诗笔记录下来。乾元二年 (75 9)至成都之初 ,上元二年 (761 ) ,杜甫共作《杜鹃行》二首。大历元年 (766)又作《杜鹃》一首。这三首杜鹃诗 ① 均涉及到玄宗肃宗父子间的矛盾和斗争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唐王朝的中央政治革命。一唐王朝的三次中央政治革命对帝国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是三首杜鹊诗创作的时代背景 ,也是杜甫创作主导思想的现实根源之一。景龙四年 (71 0 ) ,早已“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黄河之声》2017年13期
黄河之声

英雄献给英雄的史诗——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之音乐学解读

引,一直到互诉衷肠。九妹在爱情的过程中体贴、关怀着水旺,她对二人的爱情是非常认真且执着的。但是,当现实中出现偏差,当“朝我来”毁坏水旺身边的亲人朋友的生活与生命后,九妹陷入了矛盾,此时她不断面对着选择和矛盾:是二人的相思相守,是解救数千沉溺江心的鬼魂,是打破峡江沉船源头“朝我来”的“诅咒”,还是听由“朝我来”大姐说的,不要去管这些事。这些矛盾使得九妹抒发一段段催人泪下的咏叹调,在这个时期九妹是矛盾的,她夹杂在与水旺的爱情甜蜜与对众人的愧疚之中。所以在唱到《我到底该怎么做?》时,九妹充满彷徨,她唱到“毁礁的秘密说还是不说,无穷的惆怅惶惑,我到底该怎么做?”短短一首咏叹调引出九妹的疑问,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出九妹极度复杂的心绪,使角色形象更加饱满丰富。(二)“九妹”角色的审美价值尽管“九妹”性格善良、纯真美好,但是她依然是“朝我来”姐妹中的一员,结合传统神话形象来看,神女多为高贵,充满神性的,对待世人百姓总是宽容之中带有冷漠,...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民主与科学》2002年02期
民主与科学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革命与制度创新

_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原生态的现代化有fw着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出于需求主动兴起,而是在西方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下,被拖上现代化的轨道,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非常规的特征。其最明显的表征莫过于政治革命与制度创新的交替循环,这种循环几乎将中国拖人一个耐人寻味的“怪圈”之中。0西方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最初发生在十五六世纪,即当中国的明清易代之际。由于那时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刚刚起步,而中国尚未走过自己的辉煌,因此中西之间的接触在最初的阶段,相对说来双方还算平和,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广阔的土地推销他们的基督福音,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在排拒基督文明的同时,也欣然接受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进行,中西之间也进行着贸易方面的往来。工业化的发展使西方国家需要开辟更加广阔的世界贸易市场,而中国向来以农立国的传统也确实需要西方的工业化产品,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在那时非常地活跃,但由于中国的社会...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哈尔滨学院学报

政治革命的理念

“革命”往往是一种激烈的改变。工业革命、艺术革命,甚至时装革命、音乐革命等均有激烈改变的内涵。那么,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这些专门指代政治领域的激烈改变的“革命”该如何认识?在政治学上,“革命”指代政府及有关组织和机构的重大的、急速的、激烈的改变,是代表着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秩序代替旧的秩序。每一次“革命”均或显或暗的在“革命的理念”下进行的。本文从中西方政治革命的理念的发展变化的角度,认识“革命”这一重要的政治学术语。一、政治革命内涵的中西方同构互演的源流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尤甚,中国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代强音。“革命”一词打上深刻的西方烙印,但从西方“革命”源流与中国古代“革命”源流的考察,发现“革命”是中西方同构互演,可实现对接的。“revolution”在英文中具有“革命”、“大变革”、“天体运行”的含义,虽于14世纪才进入英文,但其最接近的词源是古法文“revolucion”以及拉丁文“revoluti...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教学与研究》2011年06期
教学与研究

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形式——以马克思1848年法国政治革命的总结为例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等法国革命总结的主要文本,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形式的探索,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的批判恩格斯在1885年《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1](P468)这里政治形式是针对经济基础而言的,就政治形式自身而言,实际上又可区分为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前者可称为国体或政治制度,如资产阶级专政;后者可称为政体,如共和制、议会制等政治形式。马克思在这里就资产阶级政体的政治形式阐述了三个基本思想。第一,法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政治形式最为鲜明。法国1848—185...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学术研究》1994年03期
学术研究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众所熟知,在辛亥前夜那场规模宏阔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无疑是立宪派一方的理论旗手。而“种族革命”论则是他反对革命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理由,即他认为:“排满革命”是革命派利用蕴藏在民众心底的种族复仇情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民众在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水平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种暴力革命必然流于复仇性质的“啸聚性”即“无秩序性”,这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导致外国干涉,导致新的专制。见于此,他建议革命派的职责应该是“从辩理心浚发之(“之”指民众——引者),以节制其感情,使举国人趋于政治革命一途”。①“政治革命”这一口号在大论战中为梁启超反复使用,它显然是针对革命派的暴力革命主张而提出的,并且被认为是优于暴力革命论的救世良方。梁启超曾不止一次地列举了暴力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是非得失,但结论只有一个:“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段。何谓“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论何时产生?怎样评价“政治革命”?这...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