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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譬说词:一种独特的宋词诠释方法

一般来说,对宋词作品意义及创作特色的诠释,是一种富有理性色彩的解释活动。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历代学者,在对宋词作品意义及创作特色进行诠释时,就会发现其中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那就是,有不少诠释者将自己的基本观点,寓于某个譬喻之中,通过这个譬喻来达到诠释宋词作品意义及创作特色的目的。早期的如李清照,在她那篇著名的《词论》中,即以譬喻的方法,来描述秦观等人词的特点:“秦(观)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通过把秦观词比作贫家之美女和把黄庭坚词比作有瑕之良玉,李清照对这两位北宋词人的优、缺点,形象地表达出来。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在谈论其读词体会时,也采用比喻的方法: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余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06期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理学诠释法的超越性本质——以朱熹对“以意逆志”的诠释为中心

一介先生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1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诠释学理论,在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并没有出现诠释学的词汇,甚至也没有统一的诠释方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也存在诠释的思想与方法。理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其诠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的诠释方法或诠释学的特点,与西方诠释学的异质性就是超越性的本质。西方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历经三次转向2:由传统的独断型诠释学向普遍诠释学的转向;由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最后发展到以利科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理论。在此历程中,后期虽转向人存在的意义,主张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并进一步主张通过语言达到视域的融合,从而达到理解的目的。但对此在的理解仍然是一种效果历史,是先验的被抛入传统、无法克服自己偏见的理解。时间距离是此在理解的必要条件,不仅无法超越也是不需要超越的。理解是在此在世界中的...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06期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建构与运用

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主干意识——儒学思想——发展到宋代,便以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态呈现;而理学理论形成以天理论为主体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朱熹《四书集注》的问世。可是,一部24万字的儒家“四书”诠释著作,何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发挥如此深远的历史作用呢?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创建的包括语言诠释方法论在内的诠释方法论的正确与成功。然而,自清代以来的300多年里,学者们论说《四书集注》时往往对其诠释方法论中的语言诠释方法及其成就评价不足,甚至存在着许多误解;以致到了现在,还是很少看到专门研究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学术成果问世。但事实上,朱熹经过“四十余年理会”,确实建构起了新的语言诠释方法论;而且,既有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指向性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又有对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立足语境法、循环反复法等具体性方法的建构,并努力使二者融合为方法论的整体,主要应用于《四书》诠释的实际,获得了《四书》诠释史上的...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长江学术》2015年02期
长江学术

朱熹建构的类推诠释方法论发微

历史已经昭示,朱熹感知历史经验的启示和时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其中就代变革的需要,自觉承担起传承儒家道统和人文信有重视类推方法的要素。老子更是大力倡导:“故仰的使命,并且将其转化为诠释儒家经典的动力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目标。正是在这种使命意识的激励下,他焕发出创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以此”(《老子》第五十造精神,建构起新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在语言诠释四章),宛如现身说法以宣讲类推方法的效应。然方法论、体验诠释方法论之外,他又进而别开生面,而,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朱熹建构类推诠释方法建构起了类推诠释方法论,并且使它们相互配合、论的学术渊源与理论根据,更为直接的,还是在于相互发明,形成了巨大的诠释效应,留下了宝贵的儒学的“格物致知”理论。历史启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于朱熹如所周知,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首章,系统建构的类推诠释方法论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充分的地创立了儒家的修身哲学...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汉字文化》2003年04期
汉字文化

“俗文字学”诠释方法略论

拙文《“道可道 ,非常道”———试论“俗说文解字”的若干问题》① ,曾就汉字的一些非常或超常诠释 ,进行了初步探讨 ,崭露了现代诠释学“与时俱进”的风采 ,显示了其“对理解的再理解、对解释的再解释”的魅力 ,展现了其特殊的实用品格 ,但这只是“一斑”而已 ,如欲见其“全豹” ,就必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汉字优于其他文字的特点是 :形、意、义三要素辩证地统一在每一个汉字中 ,构成了汉字的三维空间 ,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做出不同的解释 ,尤其是构形的有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看字如看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就为“俗说文解字”提供了广阔空间 ,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探讨以下三个主要的侧面。一、正字俗解正字正解无疑是科学的 ,而且在汉字诠释中占统治地位 ;而正字俗解在说文解字中居于从属、补充地位。所谓正字俗解 ,是指对官定或法定的文字 ,进行非常或超常的说解。这种说解虽然有违传统字源学的基本知识 ,但大多符合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民...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6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从孟子的诠释思想看汉宋治学方法之对立

一在经学史上,将学术分汉宋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惠栋注易专采汉儒之说,而对宋以后之说一概不取,于是遂出现“汉学”标帜。所谓汉学,既指汉代的古文学派,也指清代的乾嘉学派。与此相对,宋代的理学、心学诸派别及推崇宋儒之学者则被视为“宋学”。从治学方法上看,汉宋两家截然不同。惠氏家法是“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汉学师承记·三惠传》)。可见,由考据以求义理是汉学家的基本主张。在汉学家看来,宋学的治学方法是“舍经而空凭胸臆”(《东原文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这就是说,宋学家著书立说的依据并非来之于经典,而是出自个人的心得体验,此说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冯友兰先生曾经从文献诠释的角度对汉宋治学方法之对立作过说明,他指出,汉宋之争“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1]。因此,在诠释古代文献这一问题上,汉学家采取的方式...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