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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校勘札记

今本《宋会要辑稿》两经转录,成书过程复杂,错误颇多①。我们在整理《宋会要辑稿》的过程中,在校勘上费力较多,现摺有典创意义的事例写出来,希望能对校勘古籍起一点借鉴作用。 这里发表的是第一组,共三篇。宋宾宗子本名玄枯 《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列传》载,真宗六子,除仁宗外,名提、枯、抵、社、祈。枯,咸平六年(1003年)卒,年仅九岁。先追封周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又追册为皇太子,即传中的悼献太子。 但《宋史·宗室列传》的这个赵枯,在《宋会要辑稿》中都作赵元枯。《辑稿》帝系二之一O至一一,明道二年九月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三日两条,是关于元枯的记事。《辑稿》再下一条为宝元二年(1039年)十月九日记事:“宗正寺修玉操官李淑言:‘悼献太子名上一字犯圣祖讳,请止书日枯。’从之。”据《辑稿》,枯本名元枯,因名上一字“元”犯圣祖讳,故追改名为枯。 这三条记载可疑之点有二:第一,真宗子取名元佑,昭穆不顺。太宗诸子都是“元”字排行,如元佐、元嘻等,...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文献》1986年02期
《文献》1986年04期
文献

《宋会要辑稿》证误

近因从事《宋史职官志注释》的工作,与宋代史料的宝库—《宋会要辑稿》几乎朝夕相处,一日不可或缺,得力极大。然而,由于《宋会要辑稿》成书数易其手,缀拾成文,其错简、讹误、缺漏,举不胜举,这就要求运用它的人,处处小心,尽量避免将错就错。笔者借工作之便,每发现需加校正之处,辄自札记;及今,手头积累的校勘札记为数不少,兹选录出其中一部,在《文献》上刊布,仅供治宋史和《宋会要辑稿》整理者参考。“东部流内任”为“吏部流内任”之误。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三之三《尚书左选》上:“熙宁五年五月四日,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东部流内锉、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贼者以仓法论。” 证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三三:“神宗熙宁五年五月癸未,又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锉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贼者以仓法论。”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四之九《侍郎左选》“太祖建隆三年八月,诏吏部流内栓选人并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翅题。漏载“审官院”...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文献》1986年04期
《华北地震科学》1987年S1期
华北地震科学

与1057年古幽州(北京)地震有关的埋藏遗迹及考古依据

十一世纪中叶华北地区曾经历了一个地震活动高潮,公元105啤5月26日在当时的幽州(现北京市附近)曾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由于当时宋辽军事对峙,交通隔绝,消息闭塞,史书记录不祥,致使长期以来该震位置难以肯定,这对于北京附近的活动断裂鉴定,潜在地震危险性活计,列度区划等工作,都有一定影响。 关于这次地震的史书记录主要有以下六条: 1、〔宋嘉枯二年二月〕是月,雄霸州地震。三月戊寅(初二)振河北灾民……夏四月丁未,以河北地数震遗使安抚。(宋史) 2、嘉枯二年三月二日,雄、霸等州并言二月廿七日夜地震。(宋会要辑稿) 3、〔嘉枯二年四月〕丙寅,雄州言:北介幽州地大震。大坏城郭,复压死者数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 4、四月廿一日,雄州又言幽州地大震,大坏城郭,覆死数万人,诏河北备卸之。(宋会要辑稿) 5、〔辽道宗清宁三年〕秋七月甲申,南京地震,郝其境内。(辽史) 6、大愉忠寺,在旧城有杰阁,奉白衣观音大象,二石塔对峙于前。(唐)昭宗景福初,节度...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文物》1987年09期
文物

宋代的马珂之制——从美国纽约都会美术馆所藏宋画及日本的“唐鞍”谈起

《宋史·仪卫志》中详载宋代的卤簿仪服制度,应录自《宋会要》,其中在“御马鞍勒之制”条后列出“马坷之制”,原文为:“马坷之制,铜面,雕翎,鼻拂。攀胸,上缀铜杏叶,红丝拂、又胸前及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后有跋尘,锦包尾。独卤簿中金吾卫将军导驾者,皆有之。”①与《宋会要辑稿·舆服六》所记相对照,内容全同②。马坷之制列出的这套马具,在乘骑用马具中规格甚高,仅见于皇帝的卤簿之中,它与车格之制内皇帝所乘“玉格”驾马的马具相近皿。据北宋政和三年(1 113年)之制,王铬“恕青马六,马有铜面,插雕羽,蟹缨,攀胸铃拂,青线织屉,红锦包尾。又踏路马二,在转前,饰同驾马”。皇后出行的‘重翟车’夕也是驾六青马,“马有铜面,插翟羽,辈缨,攀胸铃拂,青屉,青包尾”③。在卤簿中依马坷之制装备的马又称为“坷马”,见 《仪卫志》的仔大驾卤簿巾服之制”条: “、金吾上将军、将军、六统军、千牛、中郎将,服花脚模头、抹额、紫箱袍,佩牙刀,坷马。”又“千牛将军,服平巾幢、...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文物》1987年09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宋商税统计及简析

一 缘起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一个繁荣景象。商业的发达即是其特征之一。随着对宋代经济研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并引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至一七所载的各州县镇商税的统计数字,这是最完整、详细的关于北宋商业状况的宝贵资料,对研究北宋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区域经济十分重要。 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加滕繁曾作过…次全面的统计(载《中国经济史考证》),但他为了运算简便;在统计时略去了贯以下的数目,故而不精细,又有不少统计、运算方面的错误,故而不准确。六十年代,国内学者杨德泉、左健也作过一次统计(载《扬州师院学报》1963年总第17期),其之要特点是把州治所在城市与该州各县镇的商税数目分别统计.且将五千贯以下的场务商税数目略去不计,又仅是熙宁十年的商税额统计,无旧额统计,所以说不是全面的统计。不少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引用的北宋商税数字,就是从这两个统计中来的。 这篇数蹁四万零八百字的帐籍,有二千多个数字,而且系...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4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宋代的避讳习俗

在中国古代,人们不得直接书写或称呼帝王、圣贤和尊长之名,而必须采用其他方法加以回避,这种习俗称为“避讳”。凡与这些尊长之名相同的人、地、职官、书、物等名,都要回避。这种习俗开始于周代。到宋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还出现了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实际上反对这种习俗。 宋代避讳的特点是一般只避尊长之名,不避其字、号或溢号。依照其内容,可分为官讳和私讳两大类。一、官讳 官讳又称国讳,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皇帝生前的“御名”(正名)、曾用名(旧讳),这些名死后成为“庙讳”。如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下诏将“文书式”和国子苏现行《韵略》中所载高宗“御名”改为庙炜,由刑部和国子监负责改正(《宋会要辑稿》仪制13之17一18)。孝宗、光宗死后,其“御名”改为庙讳,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回避皇帝旧伟,始于宋真宗大中样符二年(1009年)。是年六月,规定中外文字有与太宗旧讳“光义”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到仁宗宝元元年(...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