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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哈贝马斯对民主的看法。直至今天,他仍然坚持一种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因此,尽管他承认,由于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完全依赖法律来管理社会,今天的政治已愈来愈远离那种以民主的规范为指导的政治,但他始终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们就应该放弃对民主法制国家提出民主的规范实践的要求。他批评了那些整个地放弃了民主,并自认为在与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抗争中已成为失败者的人。比如,他说:“对我们今天的处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所产生的氛围,我并没有抱有幻想,但是,时代的氛围—以及哲学中的抑郁气氛—并不能证明失败者整个地放弃民主法制国家所具有的激进的民主内含是正确的。”川(日,) 但是,什么是民主?或换句话说,民主法制国家所应具有的民主内含是什么?在回答这里的问题时,哈贝马斯放弃了其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他不再从国家及其权利体系外部把民主与意识形态批判联系起来,这就是说,他不再把民主直接等同于一种抽象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9年02期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人生“言语”忧患始——《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译后

一问题与线索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普遍回答是:人类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生来就具有合群的性情”①,因此,人的本性――即人性――注定了人类“自然”要形成城邦与国家。但近代以降,这一主流的观念却遭到了许多思想家的挑战,自然状态与契约国家的理论对于国家的起源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一政治哲学的根本转向即发端于霍布斯。在《论公民》与《利维坦》等著作中,霍布斯撕裂了古代政治哲学的传统,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是政治动物的前提②,认为“人并不是天生适合社会的”③动物;他们最初也并不“自然”地处于城邦或政治国家之中,而只能是处于“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④的自然状态之中。而国家或是共同体,不过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及其可能带来的“人人互相为敌的战争”⑤——而创设出来的,是一种“人为”而非“自然”的建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但却并非不可以继续追问。如果国家被证明是非自然的话...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理论观察》2017年07期
理论观察

试论昆廷·斯金纳对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性解读

一、西方共和主义复兴西方共和主义的在20世纪80年代“出人意料”的复兴,实有“无可避免”的背景。共和主义当代复兴是对西方崇尚消极个人自由而导致政治困境所进行反思的一个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场精彩的哲学论辩中,透过社群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与反省,自由主义的若干问题的症结已清晰显现。如无根基生存的自我,原子化与道德失序的社会,个人与社群的自我治理能力的严重丧失等,都对自由主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西方社会困境正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是现代性隐忧及其所引起的公共生活的衰落。学者刘训练阐述为“公民参与和社会合作的减少、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的衰退、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公民社会作用的削弱以及公共道德的侵蚀等等,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政治冷漠,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长、蔓延以及精神空虚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2)一般而言,重构出与自由主义不同理解的自由概念是当代共和主义复兴的核心标志。无论是对古代希腊雅典共和国自由的论述,还是对古代罗马共和国自...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880-1884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论略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意图彻底地改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这意味着它中心任务是培养一代新人[1],革命(révolutionnaire)的计划也就变成了教育(pédagogique)的计划。革命需要培养精神自由,独立思考的新一代法国人,保证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桎梏,因此学校不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它也成了新时代里的圣殿。革命的思想家们终于找到一种解决共和悖论的方法:通过教育,启蒙的理性可以让普选这条道路不断地前进。可惜的是,革命者完全低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孔多塞和勒佩勒提埃尔相继提出的公民教育计划沦为一纸空文,彰显理性的教育依旧仅掌握在富人手中,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接受它。复辟时代和七月王朝的纳税选举制进一步固化了阶级和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当那些多少带有一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左派政治家们[2]急切地想要推行直接民主制的时候,路易·布朗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没有教育伴随的普选只会有利于最保守的观点的传播。[3]1851...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河北法学》2017年09期
河北法学

“天下为公”与“共和主义”的暗合与分殊

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明的国人先后学习西方文明,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科玄论战的艰辛过程。在此过程中,无数有志之士不断以天下为公作为自身旗帜鲜明的武器抨击君主立宪政体,并试图将“天下为公”思想与西方共和主义勾连起来。徐继畲从“天下为公”的角度论证了美国联邦共和政体的优越性[1],康有为从“天下为公”角度论证了财产在现代政体中的重要性[2]。孙中山更是直接将“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和“共和”建设关联起来,认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3]“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3]孙中山将共和政治与三代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共和政治既是三代政治的现代范本,也是孔子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近现代新儒学的接续者林安梧认为:“民主政治乃是强调心性...  (本文共22页) 阅读全文>>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美国共和主义传统与权力分立式政治发展道路

美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英国最为接近,但在关键方面又有别于英国。这反映了美国人在设计政治发展道路时的心态:既要模仿英国又要克服英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弊端。之所以要模仿英国,是因为18世纪的美国人认为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英国的宪政制度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之所以要克服英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弊端,是因为美国人站在共和主义的高度审视英国宪制,发现了英国宪制难以抵挡腐败的一面。如果说美国人为避免腐败、维护共和主义而特意设计了权力分立式政治发展道路,从而有别于英国的话,那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共和主义就在塑造美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对英国宪制的评价18世纪时,英国政体被视为是一种混合政体,即混合了平民、贵族和国王三个社会阶层又在三者之间实现了制约与平衡。平民在议会中的代表机构是下议院,下议院能够阻挡上议院和国王的干预,因此成功维护了公民自由。在君主专制政体仍然盛行的18世纪,美国人认为英国的这种宪政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