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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

一、我国古代的判例制度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法律规范形式是制定法。自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起,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制定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社会形势的纷繁复杂,导致成文法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与现实生活脱节,因而自春秋战国开始,作为制定法补充形式的判例开始萌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的发展变化,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判例制度。不同时期的判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的判例形式有:(一)廷行事———秦朝的判例据古籍记载:早在商代,便已出现了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至春秋战国时期,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只是判例制度的萌芽,随着秦汉时期审判组织的发达和诉讼活动的规范化,判例正式出现。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即判案成例。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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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研究

大理院的最初设立是由于清末“仿行宪政”、修律变法,它作为近代法制意涵下最高审判机关,享有“统一解释法令权”和“最高审判权”,独立于其他机关之外。这既决定了民初大理院与清末修律之间割舍不断的关系,也表明了对民初大理院总体认识的起点。为此,本文从清末修律对民初大理院的影响开始展开,通过对民初大理院的设立、职权享有、独立审判,尤其是关于判例的运用展开论述,分析了民初大理院民事判解制度的特点、性质,并将民初大理院的民事判解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进行比较,概括了其对民国民法制定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制的影响,最后总结了对我国大陆地区当前民事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启示。从逻辑结构来看,本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清末修律活动对民初大理院及其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制意涵下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近代司法独立观念与制度对民初大理院裁判活动的影响、《大清民律草案》对民初大理院民...  (本文共23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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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判例制度研究

相同类型案件得到相同对待是法律制度安排中基于公平正义这一普世价值的当然回应。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价值要求,并让本已脆弱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由此,我们需要拷问的是,我国的民事法律适用机制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毋庸讳言,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系统的高速发展,用不足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民事法律框架体系的构建,造就了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这种政府高速主导型的立法建构主义也同时给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带来了诸多缺陷与漏洞。我们知道,成文法的概括性、抽象性、静态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可能形成司法擅断;同时,成文法的滞后性也使其在进行民事审判时暴露出“先天不足”及“后天失调”的问题,导致民事成文法在作为民事裁判依据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没有其它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克服,从而形成法律之不能...  (本文共14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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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制度研究

自由心证制度是近现代各国事实认定的原则性制度。为了保证事实认定尽可能客观合理,必须赋予裁判者自由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权力,同时对这种权力进行全面地引导和制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两大法系以自由心证制度为核心,分别构建了切合自己国情的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遭受了严重的历史性误读,在现实中人们对它充满了疑虑,理论上更缺乏系统全面地研究。本文以自由心证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民事诉讼为中心,对我国证据判断制度的历史变迁、大陆法系自由心证制度历史发展及理论、我国自由心证制度的建立以及自由心证制度合理性之保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理论分析与论证,以期丰富我国证据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文章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以我国证据判断制度的历史变迁为主线,首先对我国古代证据判断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其次对我国近代自由心证制度从制度层面到判例的实施进行了分析。本部分旨在为我...  (本文共17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公民与法(综合版)》2017年07期
公民与法(综合版)

中国古代用“例”阐释法律

在我国,案例的运用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在对个案的法律条文适用中,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法条有限,情罪无穷”这一矛盾,更有“情轻法重,法重情轻”的疑难处理。因此“,举例说明”便成了“法律解释”的有效方法。据出土简牍与正史文献可知,历代用“例”各有渊源,彼此传承。秦代有“廷行事”,汉代有“决事比”;自两晋隋唐以降,有“故事”“格”“式”;宋有“指挥”“断例”;明清有“条例”“事例”“则例”“通行”“成案”等。如此繁多的史实名目,会使某些“法律人”联想到近代以来“西法东渐”的英美“判例法”。两千多年来中国成文法典的法律传统,古今皆然。而英美“判例法”特点,非其以例断案,而是“遵循先例原则”,成为法律体系形成的渊源。普通法(形象地称为判例法)犹如一桶水,其中的成文法与衡平法不过是投入水桶中的石头与木头,或沉入水中占有一席之地,导致水位上升,或浮于水上,导致水面的平衡,但水仍旧是主体。中国历来以法典法为主体,前述历代之“例”,犹如水入石缝之中,...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法制与社会》2016年33期
法制与社会

从秦汉的廷行事、决事比看中国古代判例制度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很看重成文法的制定,西周时期虽然秉持着“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法的内容不为民众所知晓,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已经有了文字化的记载而不单纯是依托于习惯法。《逸周书》中记载成王时有刑书九篇,到了穆王时便有了《左传》所说的“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而且这些已经具文化的法典也会某种程度上公布,《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正月的吉日里,要“悬刑象之法于象魏”。到了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可以视作中国成文法的最初创制。法家奉行的成文法主义实际被中国后代政权所采纳,中华法系成为了一种将“法典”和“律令”作为核心的所谓“法律的体系”。但是,也有一些客观的现象存在着,例如已经正式成文的法典,其立法不足,以及实际司法过程中与社会实际不相适应,判例作为律令的一种补充一直在司法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秦汉时期由于成文法处于发展阶段,律令还不完善,判例制度也在此时初步萌芽,成文法的不足使得判例的作用凸显,因此本文着眼于秦汉时期的判例制度。...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政法论丛》2015年05期
政法论丛

论传统中国法“比”

一、“比”字的基本问题(一)“比”字释义《说文解字》云:“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毗至切。)夶,古文比。”[1]P169“比”是“从”,两个人并行。1甲骨文并不多见“比”字,反而常见“匕”字,故前者应从后者发展而来,犹如“例”字由“列”字演变而生。《说文解字》云:“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凡匕之属,皆从匕。(卑履切。)”[1]P168柶是古代舀取食物的礼器,像勺子,多用角做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指出,“比当作匕”。2从《说文解字》对于“比”字的释义看,“比”的首要含义应为“密”,而“密”首指空间位置的接近。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即疏“密迩”为“比近”。汉语常用成语“接踵比肩”“天涯比邻”和“丝纷栉比”,等等,均强调“比”乃相邻的空间位置关系。空间位置的接近,进而引申为心灵距离的亲近。例如,《论语》“为政”即指出“比是亲狎之法”。心灵距离的亲近也就实际上意味着相互关系的...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