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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西方法治传统

如果说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 ,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 ,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1] ,那么 ,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确立了法律至上 ,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传统 ,就不难发现 ,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古代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民主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揭示的那样 ,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2 ] 。西方法治传统背后深藏着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就是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一西方文明 ,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 ,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 ,也正是在人的价值的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法治。而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蓄积和演进过程中 ,法...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公法研究》2016年02期
公法研究

行政的事前程序

一、行政的事前程序及其意义在“依法律行政原理”之下,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拘束行政活动,实现私人的法安定性要求与行政的民主性控制要求。如此,如果说理应依法律所作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私人可将此诉诸法院请求纠正。这就是传统德日行政法的近代法治国家原理的基本构造。然而,面对现代行政的实态,这种体系未必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亦即,行政主体的意志并非按照单纯的三阶段构造模式作出的,而是通过在一般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行政行为之间介入种种中间过程,逐步具体化凝缩而行。如果这就是其实态,仅在之前存在一般抽象的法律,还不能说国民对行政机关的判断和行动就具有充分的预测可能性。对于如此逐步凝缩具体化而行的行政主体意志形成过程本身,仅根据“依法律行政原理”还无法实现其民主性的控制。如果法律自身只是作为行政的手段而发挥功能,法律自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为行政活动设定界限的功能,就是颇为可疑的。有观点认为,为了填补上述缺陷,不仅要让国民参与立法过程,也要让...  (本文共18页) 阅读全文>>

《法治研究》2007年01期
法治研究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文化

沈家本先生(1840-1913)系清末民初法学大家,中华法系承先启后的伟大人物。其人其事构成了中国近代法治文化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以至于今人研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轨迹时,不能不论及沈家本。然而,尽管后人对沈家本作出了高度评价,却未曾就沈家本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作过全面系统的梳理。本文拟在总结我国既有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述沈家本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浙籍法学家。一、集成中国传统律学律学是以业已制定的法律为依据,以准确、统一、适用法律为目的,经考证、分析、注解等方式,注释律文、阐发律意的学术活动。它是为了使制定法得到贯彻实施而对其进行注解诠释,并进而形成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律学自秦商鞅“改法为律”为其肇始,2000余年来绵延不绝。及至清代,因从雍正五年(1727)颁行《大清律例》起,律文便被确认为子孙世代遵守的成法,不再修改,只是因时制宜,随时纂例,加以小注,来补充和修改律文的不足,即所...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梁启超对西方法理学概念的引介与运用

本文以梁启超对“自由”以及“法治”两个西方法理学概念的引介与运用这一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背景、目的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民权”和“法治”思想,在梁启超的法理学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彼时正值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梁启超法理学思想的形成,既有其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独特的看法,同时也不能忽略时代对于其思想的塑造作用。晚清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重新兴起,与此相对应产生了“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梁启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引介、运用了自由和法治的概念。梁启超在引介、运用自由概念时,并未做出专门的诠释,并将自由解释为自治;“救亡图存”以及“富国强兵”作为他引介与运用自由概念的目的和重大意义,并没有如西方近代从“自然状态”、“天赋人权”角度阐述自由重要性。在引介、运用自由概念的过程中,梁启超认为人最重要的自由权利是参政自由,然而他对政治自由理论的不清晰理解以及救...  (本文共4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01期
西部法学评论

修辞与近代法治理念

从上个世纪开始,理性主义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与之相适应,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近代法治理论也逐渐受到人们质疑。理性法治所依赖的形式推理无法应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很多学者强调司法过程不是简单的法律逻辑适用,注重个案正当性的理论不断涌现,以合理性说服为目的的法律修辞理论就是其中一种。修辞本身内涵极为丰富性,在实践中的运用也非常普遍,关于修辞的定义众说纷纭。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修辞概念强调语言表述的各种技巧和策略,通过其运用达到生动、感人和具有美感等方面的效果。西方的修辞则强调对所提出观点的论证,侧重于通过语言的力量实现说服效果,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在西方的语境中,修辞绝非简单的表达问题,而事关在特定情形下“何为正当”的论证问题。“西方话语传统赋予‘rhetoric’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如何更好表达先已存在的思想,而首先是研究如何根据面临的‘修辞形势’产生、发掘、构筑和确定恰当的话题、念头、主意和...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当代法学》2008年06期
当代法学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

在刑事司法领域,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从来都没有真正搞清过。尽管如此,我国学术界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似乎已经达成谅解。当下的主流看法是,至少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尽管在关于扩张解释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但我们却允许扩张解释之存在,对类推解释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不过,如果我们详细审视学术界关于二者的研究,我们也许会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结论,原本却都是“法治主义者”用心编织的美丽谎言。一、关于扩张解释何谓扩张解释?依照杨仁寿先生的说法,扩张解释是指法律条文之文义过窄,不足以表示立法真义,乃扩张法律条文之文义,以求正确阐释法律意义内容的一种解释方法。[1](P110)其他学者在对扩张解释概念的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在核心含义上并未超出杨先生的主张。①因而,本文并不打算纠缠于扩张解释的概念澄清。在笔者看来,在所有关于扩张解释的讨论中,解释的限度无疑乃理解和评价扩张解释的核心。因而,接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将围绕扩张解释的限...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