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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及其影响

亨利克·易卜生 (H .Ibsen ,182 8— 190 6)是 19世纪欧洲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 ,挪威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社会问题剧”的开创者。他是西方文坛上继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之后出现的第三座戏剧高峰 ,有“现代戏剧之父”的称号。 2 0世纪初期 ,他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易卜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悉和尊敬的西方作家之一。一、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演出易卜生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学术界曾有过不同意见。 192 2年 ,胡适在为英文版《泰西文学》作序时曾指出 :“我是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如果这里把“介绍”理解为“翻译”的话 ,胡适所讲的就是事实。林纾虽然是清末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早在 1899年就翻译出版了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 ,本世纪初又译介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数十种[1 ] ,但他...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1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易卜生的汉译传播与研究面向——《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的学术追求及其他

一、易卜生的汉译传播有着“现代戏剧之父”之誉的挪威著名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不仅以其多样的戏剧创作和深刻的哲理探讨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戏剧创作的发展之途,而且成为20世纪现代作家进行戏剧创作、反思艺术问题和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文化资源。就普通读者而言,对空虚人生的失重感和乏味生活的恐惧感,是不同时代读者触摸和进入易卜生艺术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易卜生的戏剧里反复看到人生之艰辛———人身上竟附有那么多脆弱性。归根到底,这才真正触及到易卜生的世界”[1]39。爱情和背弃,希望和绝望,权力和失势,个人和集体,悲剧和喜剧等,“这些人生之中常常是隐晦而又辩证的对立面”[1]39,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得到生动自然而纤毫毕现的展示。就专业人员而言,在生机勃勃的19—20世纪之交,以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豪普特曼为代表的剧作家,以深厚丰富的戏剧创作功底,摆脱传统戏剧形式的局囿,创作出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戏剧手法。“易卜生通过过去来建构当下,过...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年01期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

驰骋于剧幕间的飞马——评邹建军主编《易卜生诗剧研究》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肩负着诗人的使命,以其诗中剧和剧中诗将作为诗人的自我与作为剧作家自我巧妙地结合起来。诗剧《布朗德》正是在诗歌《布朗德史诗》的基础上改编而成。(Ibsen207-244)兼具韵文和散文的诗剧不仅在形式和情节设置方面,并且在情感表达方面,也体现出基于其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易卜生本人也坦白承认,“这首诗(指《在高原》)渗透着对于自由、解脱的向往之情,但表现得不明显;直到后来我写出《爱的喜剧》,这种情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97)。在勃兰兑斯感叹诗人易卜生由诗歌创作转向戏剧创作,是“杀害了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之时,我们从易卜生的诗剧中寻得慰藉,感受诗人易卜生在剧作中的完美呈现,跟随缪斯的飞马驰骋于更加广阔的田野。2012年10月,邹建军教授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杜雪琴、赵义华副主编)由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将易卜生诗剧研究从其戏剧研究中单独提出,强调诗剧独特的创作形式,...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01期
外国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与多维视阈中的易卜生评论

无论挪威文学史,抑或世界戏剧发展史,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都应占有重要地位。众多研究者赞誉他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或“现代戏剧之父”,也有学者认为他是“挪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王忠祥,《易卜生》1);更有学者认为他创作的二十五部戏剧(不包括有争议的《圣约翰之夜》),以及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中,蕴含多重可供解读与想象的“代码”(王宁,“易卜生创作的多重代码”23)。因而,英国翻译家迈克尔·迈耶与挪威的易卜生传记作家爱德伍德·贝尔,在阐释易卜生与现代戏剧的密切关系时,引用了瑞典学者马丁·朗姆(MartinLamm)的评语:“易卜生式戏剧,是现代戏剧的罗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复由那里出来”(转引自贝尔186)。事实如此,与易卜生同时代以及后世的诸多革命家、理论家、作家,都很喜爱他的文学创作,并且深入论证其哲思探索艺术创新方面的重大意义,充分肯...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02期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易卜生诗歌中的“光”——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例

易卜生的诗歌犹如一道华光划破天际,照亮人间,满载着诗人浓郁的情感,呼唤人民的灵魂。在易卜生的诗歌中,光的意象存在于诗人创作的各个时期,每一缕光都照耀着、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道路,映照着诗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希望与追求。光出于生命,洗礼心灵,带来希望,也使人产生恐惧,本文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例,将易卜生诗歌中的光分为三类:生命之光,洗礼之光,希望之光和恐惧之光。(任凭》、《校园》、《生命的春天》、《荣耀属于女人》、《颂五月十七》中的光源于生命,从心灵的最深处升起,是生命之初的渴望;《献给星星》、《森林傍晚漫步》、《舞会后月光下漫游》、《危难的兄弟》、《光雾中的星》中的光从自然的天空中洒下,沐浴世界,洗礼心灵;《矿工》、《绒鸭》、《献给苏珊娜·图洛森》、《致幸存者们》、《泰尔耶·维根》中的光寄托希望,引导心灵的重生和精神的解放;《羞明者》、《林肯被刺》中的光则是恐惧的象征,光能揭露一切,包括残酷的现实和罪恶。长诗《在...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戏剧艺术》2011年05期
戏剧艺术

易卜生晚期戏剧与“易卜生主义的精华”

哈罗德·布鲁姆曾精辟地指出:“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是所有西方形象中最精粹的部分,没有它就没有西方经典。”[3](P.53)而就易卜生晚期戏剧而言,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从作品形象来看,最鲜明最深入地透入其中的正是内省精神。这一精神在易卜生前期和中期戏剧都有所体现,但在其晚期戏剧中体现得最强烈、最深沉。正如比约恩·海默尔所说:“一种特定的反躬自省——他称之为‘自我解剖学’——已使得易卜生痛心疾首地明白过来,他自己身上原来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维多利亚式社会的必然性特征”,[4](P.20)易卜生确是一位自觉地反省自我、解剖自我的剧作家。如果说他的中期戏剧主要是“解剖他人”,那么其晚期戏剧则更多地是“解剖自我”。他敏于体验,深于洞鉴,其目光似乎总在凝视自我及他人灵魂的深渊,这使他发现了当时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人性秘密,以至有人称他为“戏剧领域中的弗洛伊德”。他晚期戏剧对于人的非理性(特别是魔性、妖性)和潜意识、对于人们日常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的深入探...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