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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及其影响

亨利克·易卜生 (H .Ibsen ,182 8— 190 6)是 19世纪欧洲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 ,挪威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社会问题剧”的开创者。他是西方文坛上继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之后出现的第三座戏剧高峰 ,有“现代戏剧之父”的称号。 2 0世纪初期 ,他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易卜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悉和尊敬的西方作家之一。一、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演出易卜生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学术界曾有过不同意见。 192 2年 ,胡适在为英文版《泰西文学》作序时曾指出 :“我是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人”。如果这里把“介绍”理解为“翻译”的话 ,胡适所讲的就是事实。林纾虽然是清末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早在 1899年就翻译出版了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 ,本世纪初又译介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数十种[1 ] ,但他...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戏剧艺术》2017年02期
戏剧艺术

20世纪上半叶易卜生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19世纪挪威杰出的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其剧作和文艺思想在20世纪早期引起了中国新文化倡导者的高度关注。随着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和戏剧家对易卜生戏剧思想内容的介绍,随着一批翻译家对易卜生剧作的翻译,易卜生的几部契合中国新文化运动思潮、社会批判性强的剧作陆续被戏剧实践家搬上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戏剧舞台。相较于易卜生剧本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其相应的演出仍显得剧目稀少、场次不多、规模偏小。这既折射了当时易卜生剧作在中国的“写实主义”演出由生涩到成熟的过程,又说明易卜生剧作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易卜生剧作中,《玩偶之家》(又名《娜拉》《傀儡家庭》)在中国的演出影响最大。《玩偶之家》在中国最早的演出时间存在争议。本文对此暂不赘述。1923年5月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学系的学生在北京新明剧场演出了《娜拉》。这段时间前后,正值“北京的学校团体或爱美的团体演剧”“风起云涌”之时。[1]此次《娜拉》的学生演剧得到了“高人”的...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

《青年文学家》2017年18期
青年文学家

平行研究下的曹禺与易卜生:出走的女性形象

一、易卜生的“娜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演出时,观众首先感受到的是女性的家庭地位处于“奴隶”的位置,以前的作家在写女性地位不平等时,一般是因为法律和传统观念要求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贞,而丈夫花天酒地却无人约束,或者是封建时期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所带来的家庭悲剧。但是易卜生超越了前者,丈夫海尔茂是个老实人,身为一名律师他从来不接不正当的案子,也不花天酒地顾家也爱妻子。海尔茂对她从生活习惯到思想感情各方面的控制。就像娜拉自己所说的:“跟你在一块,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就假装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有时候真,有时候假。娜拉只是个玩偶,她和生活嬉戏着,她并不懂生活,指导她与这种生活产生了严峻的冲突,决定撕破那张用柔情蜜意来束缚她的那张网。剧中的娜拉是从家庭中突围后另找出路的新女性。娜拉在清醒以前一直生活在虚伪的婚姻表象下,在家庭关系中努力扮演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娜拉在婚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除却人们提及的玩偶以及...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1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易卜生的汉译传播与研究面向——《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的学术追求及其他

一、易卜生的汉译传播有着“现代戏剧之父”之誉的挪威著名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不仅以其多样的戏剧创作和深刻的哲理探讨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戏剧创作的发展之途,而且成为20世纪现代作家进行戏剧创作、反思艺术问题和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文化资源。就普通读者而言,对空虚人生的失重感和乏味生活的恐惧感,是不同时代读者触摸和进入易卜生艺术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易卜生的戏剧里反复看到人生之艰辛———人身上竟附有那么多脆弱性。归根到底,这才真正触及到易卜生的世界”[1]39。爱情和背弃,希望和绝望,权力和失势,个人和集体,悲剧和喜剧等,“这些人生之中常常是隐晦而又辩证的对立面”[1]39,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得到生动自然而纤毫毕现的展示。就专业人员而言,在生机勃勃的19—20世纪之交,以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豪普特曼为代表的剧作家,以深厚丰富的戏剧创作功底,摆脱传统戏剧形式的局囿,创作出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戏剧手法。“易卜生通过过去来建构当下,过...  (本文共9页) 阅读全文>>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年01期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

驰骋于剧幕间的飞马——评邹建军主编《易卜生诗剧研究》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肩负着诗人的使命,以其诗中剧和剧中诗将作为诗人的自我与作为剧作家自我巧妙地结合起来。诗剧《布朗德》正是在诗歌《布朗德史诗》的基础上改编而成。(Ibsen207-244)兼具韵文和散文的诗剧不仅在形式和情节设置方面,并且在情感表达方面,也体现出基于其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易卜生本人也坦白承认,“这首诗(指《在高原》)渗透着对于自由、解脱的向往之情,但表现得不明显;直到后来我写出《爱的喜剧》,这种情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97)。在勃兰兑斯感叹诗人易卜生由诗歌创作转向戏剧创作,是“杀害了诗神缪斯所骑的一只飞马”之时,我们从易卜生的诗剧中寻得慰藉,感受诗人易卜生在剧作中的完美呈现,跟随缪斯的飞马驰骋于更加广阔的田野。2012年10月,邹建军教授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杜雪琴、赵义华副主编)由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将易卜生诗剧研究从其戏剧研究中单独提出,强调诗剧独特的创作形式,...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01期
外国文学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与多维视阈中的易卜生评论

无论挪威文学史,抑或世界戏剧发展史,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都应占有重要地位。众多研究者赞誉他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或“现代戏剧之父”,也有学者认为他是“挪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王忠祥,《易卜生》1);更有学者认为他创作的二十五部戏剧(不包括有争议的《圣约翰之夜》),以及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中,蕴含多重可供解读与想象的“代码”(王宁,“易卜生创作的多重代码”23)。因而,英国翻译家迈克尔·迈耶与挪威的易卜生传记作家爱德伍德·贝尔,在阐释易卜生与现代戏剧的密切关系时,引用了瑞典学者马丁·朗姆(MartinLamm)的评语:“易卜生式戏剧,是现代戏剧的罗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复由那里出来”(转引自贝尔186)。事实如此,与易卜生同时代以及后世的诸多革命家、理论家、作家,都很喜爱他的文学创作,并且深入论证其哲思探索艺术创新方面的重大意义,充分肯...  (本文共11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