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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伊儒相通”也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凭着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和感染力 ,将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穆斯林凝为一体 ,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 ,使外来成分与汉族及其他土著民族熔为一体 ,在中华大地上生根结果而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儒相通”。一、“伊儒相通”和“以儒诠经”的关系“伊儒相通”是指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趋同交融性。“以儒诠经”,又称“以儒释伊”,是指明清之际“以东土之汉文 ,展天房之奥义”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 ,也就是以儒家学说解释伊斯兰教经典。它成功地将伊斯兰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 ,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也取得了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 ,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界对“以儒诠经”和“伊儒相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似乎极少涉及 ,且有...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回族研究》2001年01期
回族研究

“以儒诠经”与“反经异俗”──兼谈回族学者刘智从事汉文译著的时空背景

在讨论刘智学术思想时,经常要涉及“以儒诠经”或“以儒释伊”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用懦文以传西学(伊斯兰教)”、“原懦语以明其义”的手法,或说得更具体、更形象一些,叫作“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诚然,在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述中,每每会碰到如此这般的问题。但这样做,究竟由于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确实相通呢,抑或是著作者借用兼备“以儒诠经”的条件而甘愿博采众长以炫耀于人?还是受时空环境的特殊复杂因素所迫?再者,刘智等人所期望的社会影响或客观效果,到底是要表明各家学说义理相通、不宜相互排斥,还是为了伊斯兰教能在封建社会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或者,是不借“反经异俗”而标新立异?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刘智从事汉文译著实践活动的动机是会有启发和教益的。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以前,用“经堂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是回族穆斯林用以传教、授业、解惑和批驳外道邪说的最主要方法。但这种方法世代相传,久而久之,不免产生许多流弊...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穆斯林》2017年04期
中国穆斯林

“以儒诠经”的历史启示

一、“以儒诠经”是明清穆斯林学者的自我觉醒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传承和解读都是“家传心授”的模式,这种模式较为保守。在元朝,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有许多人入仕从政,如“回回司天监”“回回国子监学”“广惠司”等(1)。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传入中国,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也没有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2)伊斯兰教的传承模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传承过程中表现出主动、积极的特征,涌现出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开始“阐正教于中华”(3)的自我觉醒,树立“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4)的责任感,并主动融入和借鉴本土儒家文化,更好更直接地解读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理念。这些穆斯林学者便是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而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被认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称为“四大译著家。”王岱舆说:...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宗教与哲学》2017年00期
宗教与哲学

“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以儒诠经”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文化会通”

刘智于《天方典礼择要解》“自序”谓:愚承先君子志译《天方礼法》书讫,览者曰:“卷目浩繁,读者病之。盍择其要,以便初读者?”因于全书中择其最关于民生日用者汇为一帙(1)曰《典礼择》,览者曰:“简矣,第恐初学有所不解也。”因复于择要中撮其初学之所当晓者分节而解之,或引全书之所有,或旁搜他书之所载,要皆天方学也。《解》中有理明而义未尽者,复为广义;有义尽而理未畅者,又为实义;有义理明畅而学浅者疑其非,乃质诸儒语以释其疑;有事属寻常而见小者訾(2)其异,又设为问答以(1)其惑。(2)夫是礼也,虽事属寻常而理寓高远,终身佩服而勿忘,即浑乎天理而无间也。虽理似隐深而事极明著,引类取譬而有得,即灿然微妙之有征也。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第后世不之讲求而遂渐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礼为独存。是书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  (本文共17页) 阅读全文>>

《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05期
广西社会科学

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人性论与“以儒诠经”

明末清初,以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汉启他补”的方式,掀起了解读伊斯兰教义的思潮。他们把伊斯兰教义学同宋明理学相互结合,相互印证,用以锻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了一套以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的伊斯兰哲学体系,以消除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其中,对人性问题的系统阐述,是中国穆斯林译著家“以儒诠经”方法运用得最为明显的例证,学者们认为,伊斯兰教义学中的性命学说与中国儒家人性思想有着相通性,“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1],“诸家言尽性,天方言显性,一义耳”[2]。正是基于此,中国穆斯林学者们皆以经典为据,借鉴和参照了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一中国穆斯林学者把宋明理学中的人性发生论与伊斯兰教人类造化学说融合起来,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伊斯兰教在承认真主独一的前提下,重视人、颂扬人,“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回族研究》2010年03期
回族研究

从《天方典礼》展示的“以儒诠经”思想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天方典礼》亦称《天方典礼择要解》,是清初南京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晚年自号一斋)最重要的3部著作(其余2部为《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之一。天方是中国古代对沙特阿拉伯麦加的通称,至今沿用;典礼系指伊斯兰教的教法和教义。《天方典礼》分为“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两大类。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五功礼法、伦理、道德、日常生活规范及婚姻、丧葬礼仪的具体规定等。刘智在该书的自序中称:“《典礼》者明教之书也。”内容上“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①《天方典礼》的成书年代,据白寿彝先生考证,大概是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定稿,四十八年(1709年)刻成。重要的版本有:清道光二、三年间(约1823年初)和同治十年(1871年)成都刊本;同治十年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福建漳州和广州刊本;宣统三年(1911年)和民国...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