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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兼与周公相比较

周初分封诸侯,太公(姜尚)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见,太公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使齐国异军突起,较早成为了“大国”。如果再考虑到,先秦时期齐鲁两国是中原文化的共同发源地,则我们在不断推崇鲁国周公之时,另一方面,自也应该对齐国姜尚的事迹、思想给以相当关注。考察既有学术成果,学界往往倾向于将姜尚视作“兵家”,相关的研究也基本限于军事或权谋层面。①然而,细阅现今传世的《六韬》———以及后出的多种“《六韬》佚文”辑本,②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关乎政治和法律,与行军打仗有别。因此,该书又未可纯以“兵书”视之。笔者拟择取其中关于政治法律的内容片段加以分析,试图揭示并评价姜尚政治法律思想大要。一天下:惟有道者居之姜尚在《六韬》中经常以“天下”为言,一以贯之,甚至会出现表述雷同的现象。例如①从徐树梓主编的《姜太公与齐国军...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徐复观及其两汉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法律思想研究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县人。十五岁后,先后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北省立国学馆。1928年3月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明治大学经济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曾组织政党,取名“开进社”。1943年结识熊十力,开始逐渐进入学术圈。1946年退役后,办《学原》月刊。1949年春迁台,同年六月,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1955年,受聘为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定居台中,专心学术。1958年1月,由徐复观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民主评论》上发表,成为新儒学思潮在台港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代表作有《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等。徐复观专著《两汉思想史》试图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将形成两...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安徽史学》1998年01期
安徽史学

老子政治法律思想刍议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生活在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制开始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从《老子》一书的内容看,老子是代表当时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这些人在社会大变革面前,深感自己阶级的没落,但又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力图开历史倒车,以挽救自己的厄运。因此,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总的说来是消极的、倒退的。一、鼓吹“无为而治”,推崇愚民政策在老子看来,最理想的治国方法,就是“无为”。他说,“为无为,则无不治”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②意思是,统治者无所作为,国家就可治理好,人民自然会归顺;统治者安安静静地呆着,人民自然会端正;统治者不滋扰生事,人民自然会富足;统治者不奢侈,人民自然会淳朴。因此,高明的统治者应该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③,一切听任自然法则的支配。老子认为,天下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是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老子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进行重税剥削。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本文共3页) 阅读全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04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与我国的现实

一、资产阶级“三权分立” 原则的历史渊源 所谓“三权分立”原则,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包括分权与制衡两个方面。分权是为了实现制衡,制衡又是为了保证分权,两者相辅相成。因此,“三权分立”原则又叫作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 分权与制衡的思想,是西方一种传统的政治法律思想。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分权与制衡的思想。如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思想家波利比就曾指出,罗马帝国之所以强大而不衰,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罗马人采用了一种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三种势力(执政官代表君主势力,元老院代表贵族势力;平民会议代表民主势力)相互协调、相互牵制,从而防止了国家的必然退化和衰败。罗马共和国的另一位政治思想家西塞罗也主张采用混合政体,并提出了国家权力均衡的原则,以防止君主专制和贵族篡夺国家权力。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马西利则提出,立法权由市民来行使,行...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01期
法律学习与研究

试析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与实践

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①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酝酿到正式提出,从不系统到比较系统,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从纯理论的探讨到运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践,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资产阶级法治理论的提出,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已经产生,政治上越加成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并适应这一客观需要,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才在继承了前人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资产阶级法治理论。研究资产阶级法治理论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研究资产阶级法治的实践,剖析它的本质和作用,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现代意义的法治理论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治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的基础之上的,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派生物。 封建社会末期,在西欧的一些封建制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开始萌芽和成长...  (本文共5页) 阅读全文>>

《法学杂志》1989年04期
法学杂志

浅谈梁启超的政治法律思想

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对梁启超的评价是偏低的,甚至认为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梁启超在他的一生活动中,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所提供的新东西确是不少的,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和变法维新主张相配合的。政治法律思想是他的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武器,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他在当时众口传诵的著名文章和·刊物《变法通议》和《时务报》上,大声疾呼非变法不可。“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从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鸣呼,则非吾之敢言矣。”在这里,他指出了不知自变势将亡国的危险,说明变法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个阶段,梁...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