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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传播革命文化的实践及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封锁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步伐受到极大阻碍,但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采访参观,借助以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哈里森·福尔曼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记者传播边区的革命文化,最终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理解,赢得外界对中共的舆论支持,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传播策略是有极大启示意义的。面向世界说明发展中的中国是我们当下做好对外传播的重要目的,更是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必要手段。我们希望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探寻中国共产党在那个艰辛又伟大的时期在对外传播领域的所思所为,为处于当下新国际秩序与新文化环境中的当代中国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档案和外国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著作等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梳理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群传播中共革命文化的开放的传播策略,包括转变对外政策,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以做好对外国  (本文共5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文教资料》2013年25期
文教资料

信息传播革命与书籍设计的发展

英国设计师安德鲁·哈斯拉姆(Andrew Haslam)在他的《书籍设计》一书中探讨了书的定义:“图书是由一系列印刷并固定在一起的纸张组成,可以跨越时空将知识保留、广而告之、详细讲述、传播给识字读者的一种便于携带的载体。”这个定义使书籍设计的重点确定在装饰作用上,以输出传播的信息为主体,设计师的角色更像是园艺设计师。书籍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从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书籍已经过去了千年,随着社会科技与读者的变化,书籍也在不断产生变化。新事物的出现,一定会对已有事物产生影响并使之发生改变。十七世纪牛顿通过玻璃棱镜将太阳光分解成从红光到紫光等各种颜色的光谱,到了十九世纪,光学物理学家彻底为人们揭示了光与色彩的奥秘,于是莫奈、马奈和雷诺阿等画家兴起了印象派,将光点散落在花朵与人物的周围。书籍是语言的保存方法,也是传播文化的使者。书籍设计的发展与信息传播革命密切相关。在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影响下,书籍从诞生到大量复制生产,在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又被...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电视指南》2017年18期
电视指南

新传播革命下的城市媒介治理——以公用电话亭的去与留为例

上世纪80年代末,公用电话亭开始作为常用媒介方式存在。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社交软件的发展,公用电话亭的价值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在城市中仍存在一些公用电话亭。这些电话亭曾经一度给人们的交流、通话带来了便利,是一代人的回忆,它们的去与留值得深思。一、公用电话亭的基本现状报刊亭作为城市空间的存在感日趋强烈,而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却在式微。“电话之父”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20世纪初,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开始普及公用电话机。在我国,公用电话亭于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各大中型城市。10年前,对于身在异乡、收入不高的务工者来说,手机是奢侈品,公用电话是他们联系亲朋好友的不二选择。如今,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的普及,公用电话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如今公用电话的使用率极低甚至为零次,话费收入寥寥无几。具体来说使用率低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网络的发达、移动电话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轻易的进行远距离交流;接通率低、荒废不堪等造成了公用电话亭成了摆...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04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

人类社会绵延至今,经历了四次①意义重大的传播革命。第一次传播革命是文字的发明、使用。人类文明第一次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并保证了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引导人类由“野蛮时代”迈向“文明时代”。第二次传播革命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不仅给中国,也给欧洲和整个世界文明带来了曙光。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媒介迅速普及,在当时的欧洲直接引发了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曾经只在上流社会流转的竹简、帛书等复杂的书写媒介,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知识的垄断被打破,大众传播时代来临,这加速了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诞生。第三次传播革命是电报的发明,以及而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的相继出现。这些发明挣脱了印刷传播时代必不可少的物质传播束缚,使得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迅疾、范围空前广泛、内容空前丰富、复制扩散和保存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强。电报的发明主要解决了长距离即时点对点传播技术。随后...  (本文共6页) 阅读全文>>

《科学世界》2005年04期
科学世界

《2020:无网不在》

网络正在带来一场传播革命。由于传播乃是文明的基础,因而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其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革命。它将真正改变我们所在的环境,并最终使我们成为网络人。中国乃至世界将在15年的时间里在网络传播领域里产生全面的发展,可以说,那时的世界将是网络的世界,那时的人们将是网络人。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成为网络人的倒计时中。这本书不仅描述了互联网对城市生活、经济贸易、战争、文学的影响,还揭示了数字化通讯的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个人隐私...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新传播革命”:理解媒介素养的新维度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各种媒介裹挟的社会中,媒介不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也从根本上建构了我们对于所处世界、时代的认知。一、“理论旅行”:媒介素养的概念变迁“媒介素养”出自英文“Media Literacy”,中文表达也包括“传媒素养”、“媒体素养”等,其早期的内涵主要指“一种能读会写的能力”。此后,伴随不同媒介形态的交替诞生,各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不同社会诉求相应产生,人们对于媒介、对于大众文化的认知也慢慢趋于更加理性和专业性,媒介素养的内涵与外延则随之不断变化。按照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说法,“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1]作为一个“舶来品”,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之日起,“媒介素养”概念就伴随时代、地域的改变经历了四次“理论旅行”,我国学者陆晔教授将之称为“范式转移”,据此我们绘制了下表:媒介素养观念的四次“范式...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