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新教传教士与晚清基督教会自养

任何宗教在传播中都存在着本土化的过程,而教会的自养则是本土化的第一步。在1807年基督教新教入华之后,同样面临着中国教会自养的问题。本文再现了晚清基督教会经济自养的历史轨迹,对自养的背景、传教士们对自养的探讨,以及晚清教会自养的典型事例作为较为细致的考察和论述,并从几个角度揭示了晚清教会自养受阻的原因。最后,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的自养尝试与二十世纪中国教会三自的关系。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本文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历史学、宗教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尝试对晚清教会自养作较为和微观的研究,力图能够发掘出一些新鲜的东西,使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共56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

近代西方基督新教从开始入华到最终落地生根,实际上有一个从“差会中心”倒“教会中心”、从传教士为主到中国基督徒为主艰难转变的历史趋势。之所以称作艰难,是因为虽然创建一个由中国基督徒主导的真正的本土基督教会既是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也确实是历史大势,但出于各种复杂情势,实现起来实非易事。透视外国来华新教差会早中期的传教活动和社会事工,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上述历史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差会,研究晚清时期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的历史具有典型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区域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入手,以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宣教部档案为基础,追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差传足迹,同时注重从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本文力求做到以小见大、点面结合,通过对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的传教及其教育、医疗、慈善事业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探究,解析美国北长老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的关系,美国北长老会与美国政府、中国政府...  (本文共20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处内陆的陕西省从19世纪70年代始也有大批西方传教士分别从南、中、北三路进入传教。本文以陕西近代社会现状为背景,从社会史角度对1840——1949年间陕西省内基督教传播发展情况作一分析研究,揭示了基督教在近代陕西社会变迁历史中的作用。基督教的传入和陕西农民入教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基督教在陕西所办各类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部门工作的不足,对陕西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作用。然而,发生在近代陕西的四大教案则又体现了基督教传入对近代陕西社会变迁的消极影响。本文还分析了基督教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情况,在中共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导下,基督教会从依靠外国势力到最终走向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6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民国广东基督教会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是广东基督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系统地探讨了该时期广东基督教会的发展状况及其活动的社会影响,并纵深分析了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地方性特点以及教会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民初是广东基督教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二、三十年代进入缓慢发展阶段,抗战中教会势力一度衰落,战后教会又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发展。为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存在和发展,教会围绕传教,开展了教育、医药、文字出版以及慈善和救济活动等社会事业。客观地看,这些活动对吸收信徒的作用是有限的,却对当时广东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在传教的过程中,基督教会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冲击,自身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推行了“本色化”运动,同时注意加强了与社会和政府的协调,使其在民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存在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本文共4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天风》2018年12期
天风

移风易俗,基督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编者按:基督教中国化,必然包括基督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而对长期以来依附在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则应予以摒弃。基督教会可以借助自身优势,结合圣经教训,移风易俗,助力新时代社会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文化建设。本期我们...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天风》2018年12期
《中国宗教》2018年12期
中国宗教

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政治意义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包括基督教成。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并不是在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支持了“宗教中国化”界对于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思想才有了这种基督教“中国化”的发展,而且学界和教界有关的主张甚至有很多讨论,而海外华人教会及国际是在中国政府的明确表态之前。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关于“中国化”的讨论上关注中国问题的相关人士亦多有评更是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所以,将其视为是“官方”强迫、学界“帮附”的论。在复杂、多元的评议及交谈中,一场不利于基督教生存的“运动”,从逻辑上和历史事实上根本就说不过去。其观点大致分为理解、赞成这种“中在20世纪初,由于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教会的政治、经济、教牧及神学掌国化”的努力,以及否定、抵制“中控,中国教会的有识之士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窘境而提出了教会“三自”发展国化”的主张和实践的对立态度,这的构想,并且尝试将之付诸实施,如俞国桢早在1906年就提出“有志信徒,图两种趋势目前都有扩大的迹象。持谋自立、自养、...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天风》2017年12期
天风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六)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一般而言,“文化”这个术语代表了一个相当复杂多样的概念或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复杂性。文化的复杂性也可以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的数个(甚至更多)次文化的共存,或者同一国家或民族内多个文化的共存。当我们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我们同样需要认真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这一概念显得有点过于笼统概括。什么是中国文化?很难给出一个科学精准的定义。当我们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指中国当代文化?如果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何所指?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关联?传统文化仅是指儒释道文化,还是包括民间宗教或民间的信仰和实践?如果是当代文化,当代文化何所指?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如果是指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传统文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否一脉相承的精神?如果有,其又是什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仅仅是或主要是指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吗?当...  (本文共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天风》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