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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消解—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地方政权奉命推行保甲制度,试图以此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前,甘肃地方政权初步推行保甲制度,结果很不完善。抗战时期,甘肃地方政权从各个环节入手,继续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将保甲制度推及至蒙藏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内战时期,甘肃地方政权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将整理保甲组织、清查户口和民众训练联系起来,一并推进办理。然而,甘肃地方政权加强控制的努力在实际运行中却受到层层的消解。甘肃地方政权自身存在着行政效能低下、财政困难等问题,使得保甲制度推行的力度大打折扣;人选不当的保甲长群体不但不能成为沟通甘肃地方政权与民众的有效桥梁,反而因其所作所为加剧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甘肃民众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则表现冷漠,多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制约,甘肃保甲制度推行的收效非常有限,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充分发挥,甘肃地方政权也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  (本文共5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控制与消解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地方政权奉命推行保甲制度,试图以此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前,甘肃地方政权初步推行保甲制度,结果很不完善。抗战时期,甘肃地方政权从各个环节入手,继续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将保甲制度推及至蒙藏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内战时期,甘肃地方政权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将整理保甲组织、清查户口和民众训练联系起来,一并推进办理。然而,甘肃地方政权加强控制的努力在实际运行中却受到层层的消解。甘肃地方政权自身存在着行政效能低下、财政困难等问题,使得保甲制度推行的力度大打折扣;人选不当的保甲长群体不但不能成为沟通甘肃地方政权与民众的有效桥梁,反而因其所作所为加剧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甘肃民众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则表现冷漠,多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制约,甘肃保甲制度推行的收效非常有限,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充分发挥,甘肃地方政权也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  (本文共5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03期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控制与消解:从保甲长的难局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

地方基层政权的好坏,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也是政党合法性在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掌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乡镇保甲等基层行政组织的逐步健全即是明证,但由于国民党政权未能真正统一全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诸如土豪劣绅、军阀、土匪等社会次生群体等多方面的挑战,社会失控现象严重。在此情境下,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中最底层的乡镇保甲长施政相当困难,经常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难局当中,行政效率低下,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以甘肃省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一考量。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政权对地方基层政权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国家行政权力在地方的渗透仍限于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县级以下的基层政权还没有被完全掌控,以致“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1](p.298)。但是,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在地方自治的旗帜下,地方精英的权力极大地膨胀一、在夹缝中求生存:土豪劣绅操控下的地方乡...  (本文共7页) 阅读全文>>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基层政治制度。它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后为明清统治者所吸纳并不断完善,是封建专制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保甲制度一度废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受到天灾兵乱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乡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加之中共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了国民党本不稳固的乡村统治基础。在此背景下,国民党政权又重新拾起保甲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对于保甲制度在各地的推行情况,当前的研究尚不够充分[1~4]。甘肃虽地处偏僻,但在当时却是国民党政权直接统治下控扼西北的战略要地,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拟通过考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的过程,来透析其收效及在推行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制约。一1934年6月,甘肃省政府奉南昌行营命令,开始推行保甲制度,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1934年-1936年:“分期办理”由于...  (本文共4页) 阅读全文>>

《中国农史》2016年05期
中国农史

权力、表达与民众反抗——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兴起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为了与广大乡民建立更为直接的关系,行政权力开始向乡村渗透,乡村社会经历着“全国性制度取代非正式地方实践的过程”。1该过程中引发了国家政权与基层权威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以绅士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结构的解体”。2关于乡村权力变动中乡村精英的角色,学者们进行了诸多讨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从双轨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士绅与保长的关系。他认为,保甲制度的推行破坏了原有社区的单位,堵住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导致了基层行政的僵化3。胡庆钧从政权与绅权平衡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保长的尴尬地位,认为保长虽然还要受到士绅的节制,但其主要已沦为政权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4。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讨论。如杜赞奇从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那些“保护型经纪”精英(代表社区利益的、保护村庄免受国家侵犯的精英)逐渐被“赢利型经纪”人物(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  (本文共13页)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国民政府时期重庆市保甲人员养成制度刍论

民国时期,重庆市先后作为四川省辖市、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战后陪都,它的保甲人员的养成制度在全国来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由于国民政府时期“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规定在法律、办法、条例、训令等多种形式的法规中的保甲人员的职责与现实中保甲人员的作为有很大出入。为了便于了解那个时期的法令,并就法令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与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不可克服的各种障碍做出更好的分析,本文主要从法规意义上来分析保甲人员养成的各种制度。从法规的变动来洞悉当时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改善所做的各种努力。同时结合当时统治者的言行和案例,从中可以体会到国民政府对现实的彷徨与无奈。保甲制度在经历了清朝末期和民国初年的废弃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得以复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封建经济基础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时间,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也就是保甲制度建立的根基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其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为了大力“围剿”中...  (本文共48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