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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

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出供述的行为。产生于奴隶制社会,盛行于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社会实行法定证据制度,刑讯逼供成为取得证据的合法和首要手段。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许多国家先后废除这一专横的诉讼制度。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严禁刑讯逼供。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废止肉刑。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 (本文共407字) 阅读全文>>

相关文献

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

中外法学
中外法学

2005年对于中国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来说,是颇为尴尬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因为刑讯逼供的丑闻身陷舆论的“唾沫”中。1月23日,河北唐山七民警刑讯逼供案开庭审理,作为主犯的某公安分局局长、副局长均被判刑讯逼供罪;3月初,河南青敬祥冤案和河北聂树斌冤案,几乎同时爆出当年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隐情,舆论大哗;4月初,被错误关押十一年的佘祥林无罪获释,佘向媒体披露了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详细经历,群情激愤。佘案余波未平,7月,云南王树红案再次震惊社会,被折磨得弱不禁风的王树红让人触目惊心;8月,河南省太康县公安局再次卷入这个漩涡,该局副局长因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被正式批捕;10月10日,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齐振国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J’〕一连串的非常事件,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关注。从5月中旬开始,公安部开展了全国公安系统群众信访接待活动,其中重要内容是省、市、县(区)各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亲自接待接访群众反映公安民... (本文共23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中外法学》

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下篇·警察卷)

法学评论
法学评论

在刑讯逼供的认知问题上,由于警察具有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倾向,所以有专门针对其进行调查的必要。为此,我们设计了针对警察的调查问卷,并单独实施调查,由此形成“警察卷”的调查报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本调查报告都相对独立于“民众卷”的调查报告(《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上篇·民众卷)》,以下简称“民众卷调查报告”)。但关于本项目的立项背景和意义、调查方法和调查的实施显然是共通的,由于“民众卷调查报告”已对此作了统一的交待,此处略而不赘。另外,对于两份问卷中存在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警察和民众的回答可能多少有些差异,对此,本调查报告将有重点地做一些比较分析。一、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设(一)分析框架认知是社会主体对社会现象认识、了解的情况和程度,包括概念理解、直觉判断、价值评价等多个方面,但对同一个问题,人们的判断并不一定在这多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知状况反映人们对此问题所掌握的知识情况... (本文共18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法学评论》

刑讯逼供的国家治理:1979—2013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

一、导论党和政府历来主张办理案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早在建国前,党和政府颁发的有关文件,就要求各级政法公安机关遵守政策,将严禁刑讯逼供作为公安政法机关和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1 1940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2建国后,党和政府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逼供。1953年,毛泽东针对公安部一份反映有两个县公安局长刑讯逼供、违法乱纪的情况作出专门批示,要求公安系统认真开展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按照毛泽东指示,公安部收集了16个生动例证,命名为《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并编印成册,刊发全国。3 1956年,彭真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但遗憾的是,接踵而至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反而将中国刑讯逼供推至极致,4以致1972年,毛泽东气愤地批评刑讯逼供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5“文革”结束后,中共... (本文共21页) 阅读全文>>

权威出处: 《中国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