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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

继世界上第一份公司治理研究报告《Cadbury报告》于1992年诞生于英国后,英国相继又公布了《Gre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法律模式建构

公司治理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元学科都将其视为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以中国公司治理为对象的研究中,法学界将“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研究的两个核心范式。但对于两个中心主义的准确内涵以及其两者关系等始终未达成一致认识,关于何者更为优越或更符合公司制度发展趋势也存有较大争议,甚而由于理论上的争议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制度建构、实践选择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方兴未艾,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控制权争夺、独立董事的制度功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等诸多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公司治理在结构上仍持传统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在公司治理理念上也坚持相对保守的股东至上主义,但这种结构和理念实质上限制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公司的良性治理。基于市场需求、价值导向等因素,中国公司法亟需向美国公司法学习,引入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结构并参照构建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本文以“...  (本文共19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系统研究

目前股票市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可观的市场规模。但另一方面,股票市场也开始凸现出一些比较严重的深层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虚假信息披露。2001年以来,由于一些重大虚假信息披露案例的发生,中国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中的严重问题已引起市场诚信危机,也吸引了许多人关注、研究。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流动的市场,充分、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正确决策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三公”原则的具体体现,更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的基础。要正确认识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中,用系统论的思想和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一个人造系统、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可控系统、复杂系统。它由上市公司子系统、投资者与债权人子系统、中介机构子系统、监管者子系统构成。因此系统论是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适当工具。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的视角研究“真实世界”的各种...  (本文共23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公司治理中的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大量事实证明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公司治理框架又直接影响着信息披露的要求、内容和质量。一般而言信息披露受内部和外部两种制度制约。外部制度就是国家和有关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各种规定;内部制度是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的各种制度要求,这些要求在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详细程度等各方面可能与信息披露的外部制度一致,也可能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着边界。通常外部边界由信息披露的外部制度即法律法规来决定,内部边界则由公司治理框架来决定。可以看到在许多国家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限于法律法规的要求,有不少公司的大量信息是基于公司治理的目的而自愿披露的。因此公司治理中的信息披露具有内外两种制度的约束和动力。实践也证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成败。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典型特征,是股东具有行使表决权能力的关键。资本股票市场活跃国家的经验表明,信息披露也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潜在投资者利益的有...  (本文共17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论欧洲公司法的多层级协调机制

欧洲公司法是一个多层级的法律协调机制,它由欧盟层面的立法协调与司法协调、成员国层面的立法竞争以及非传统的协调方式共同组成。一方面,欧盟坚持硬法协调,即通过超国家机构制定欧洲公司法,且仅仅对公司法具有跨国因素的核心领域进行协调,以促进公司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欧盟之所以把协调的重点放在公司的对外关系上,是因为公司的对外关系所引发的法律后果与公司外部第三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对成员国涉及公司第三人保护规定的协调,是欧洲公司法实现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保护目标的必要手段。在公司的内部关系领域,欧盟倾向于实行软法协调,特别是通过公司治理准则,绕过硬法的局限,促使公司治理核心领域获得协调,并使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国公司治理准则趋同。欧盟利用条例的协调手段在成员国法的冲突中寻求统一,这些超国家的法律协调方式统一了成员国的冲突法律规范,但在法律具体的实施与运用上却又离不开成员国实体法的相关规定。指令和条例的这些功能上的特性,恰恰是许多问题形成的根源,...  (本文共332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

上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做出了经典分析,奠定了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发展了代理理论,成为各个学科展开高管薪酬研究的基础。上市公司因公众性而与众不同,其高管薪酬制度系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点。为了解决代理问题,增强高管与公司之间目标函数的一致性是高管薪酬制度设计的方向。但是,在股票期权激励方式产生以前,各种激励方式的效果有限,高管的非股权薪酬与他们的业绩一直仅有着微弱的联系。自然地,股东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依赖股权薪酬来增强各方目标函数的一致性。自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上市公司开始推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来,股权激励薪酬在高管薪酬总额中的占比不断增加,最终成为高管薪酬的主体,薪酬激励制度与薪酬制度逐步变成了同义语。伴随着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制度的实践,高管薪酬不断攀升,天价薪酬现象周而复始,引发了“公愤”,以股票期权为主的...  (本文共220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