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中美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与博弈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了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参加为期两  (本文共2页)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日益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各种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不断凸显,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上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影响的全球性与不可逆转性,使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其早已超出了环境问题的范畴,成为涉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议题,从而使各国日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逐渐成为当今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领导者、利益攸关方与议程设定者,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不可代替的作用。在当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与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战略背景下,为应对气候变化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中美双方应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提高合作共识,树立“合作共赢”理念,减少分歧,拓展合作领域,引领与协调各国积极减排,从而真正推动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与机制的...  (本文共8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及其影响研究

全球变暖已成为既定事实,各国气候安全面临不确定性,气候灾害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正在稳步推进,达成了开启治理新篇章的《巴黎气候协定》。中美作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最为关键的两个国家,其一举一动都牵扯到气候治理的成效与命运。2009年美国就任总统奥巴马宣布积极的绿色转型,中美进入了气候变化合作突飞猛进的阶段。这一时期气候变化合作议题的重要性得到提升,由两国元首亲自发起倡议并多次发表共同声明;合作机制落地并呈现多元化特征,畅通了两国沟通与合作的渠道;合作内容扩大,既有政策协调又有学术、商业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是两国气候政策转变与利益交汇的结果,既有其必然性也具有可能性。环境脆弱性与紧迫感、抢占低碳经济发展先机、促进能源转型维护能源安全、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以及国际社会压力与扩大治理领导权的动力都是推动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转型与合作的必然因素。而两国在清洁能源范畴的共同利益与互补利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两国的...  (本文共81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

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重要挑战之一,因为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出现的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在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缔约国以谈判形式推动全球共同行动。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成为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与现实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他们是否做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承诺并采取行动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关键。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中美如何实现从冲突走向合作?本文应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以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从冲突走向合作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身份和利益两个机制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本文认为,在哥本哈根和巴黎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影响中美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与利益机...  (本文共253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国内结构与制度影响:国际气候制度在中、美两国的影响研究(1990-2010)

全球气候危机的日益加剧催生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开启。由于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涉及到各国的历史和代际间的公平、发展权益的保护、新能源和环保节能技术的开发以及资金的转移等问题,这导致了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本文认为,应当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现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应予以全面否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划分为两种情形——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前者反映了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一种积极关系;后者反映的是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消极关系。通过对中、美两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实践梳理和国际气候制度在两国的影响评判,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而言,中国正向参与了国际气候制度,并且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国内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产生了内化效应。美国反向参与了国际气候制度...  (本文共36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

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  (本文共244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