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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

尽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我国 1997年刑法典中增设迄今已三年 ,但该罪的司法适用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  (本文共8页)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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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1997年《刑法》的修订,增设了现行《刑法》第306条之规定,即本文所要论述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增设本罪的出发点是为了规范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执业行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实现审判的公正。但在我国律师制度并不发达之时,是否有增设此罪的必要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随着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关于本罪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律师因为本罪的不当适用而蒙冤入狱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出现了要求废除此罪以保证律师正常执业、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呼声。笔者经过研究思考,赞同废除此罪,但在未废除时应正确理解适用本法条。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研究本罪立法的背景和过程,指出立法之初关于本罪的设立即存在争议,并详述了当时争议各方的观点。第二部分,结合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通过比较辨析各种观点,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本罪客观要件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探析,...  (本文共3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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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问题研究

1997年刑法的修订是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近些年的司法实践暴露出其立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新增设的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引起了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更因相关案例的发生引发了无数对该条文存废的争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阐述1997年刑法修订前后,将增设律师伪证罪立法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背景着手,通过比较外国刑法关于律师职务犯罪的相关规定,揭示出我国在证据犯罪方面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立法的不妥之处及我国对国外普遍规定的因背信和冲突代理而产生的犯罪在立法上的忽略,较宏观地反映了我国关于该罪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结合现行刑法关于该罪的具体规定,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该罪的司法认定问题:一是通过分析律师在不同刑事诉讼活动阶段所承担的不同职能,认定该罪犯罪主体的范围;二是在分析了诸如“威胁”、“引诱”、“...  (本文共45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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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文章从介绍刑法对第三百零六条的法条规定开始,说明了该法条立法的由来和该法条罪名的确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既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实施了妨害证据的行为;主体是自然人特殊主体,即只有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才能构成本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该罪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该罪规定了两个量刑幅度。文章从立法理念、法条规定、司法实践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该法条的立法缺陷。文章认为,要妥善解决该法条存在的立法缺陷,不仅要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对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进行立法完善,而且要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进行一些相应的保障性的规定。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首先,用刑法修正案对该法条作出立法性的限制,其次,用司法解释对该法条中的“威胁”、“引诱”、“情节严重”等词作出规范。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首先,将律师惩戒程序作为追究本...  (本文共57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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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犯罪研究

社会冲突的存在,使诉讼为现代法制社会所必需。诉讼的意义在于解决社会纠纷、兑现法律规定、实现司法公正、创制实体法律、弥补实体法律、传播法的精神。诉讼意义的实现离不开证据。证据是进行诉讼活动的依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惟一手段;是司法公正的基础;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保证。正是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性,诱发了证据违法行为的滋生。证据违法行为的存在,违背了法律正义的要求;增加了司法成本;导致诉讼参与者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不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基于此,证据违法行为为世界各国法律所禁止。有违法必有制裁,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证据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涉及证据违法行为的犯罪化问题。犯罪化的范围过宽,刑法泛化,其后果必然是国家刑罚权任意扩张;犯罪化的范围过窄,刑法虚无,其后果必然是个人欲望任意扩张,犯罪滋生。犯罪化应当遵守必要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就证据违法行为的犯罪化而言,证据犯罪只能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严重社...  (本文共23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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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作证罪名体系的合理构架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虚假诉讼罪,不仅强化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刑法规制,还引出系统攻克和解答刑法规制难点和疑点的理论需求;该修正案在扩大拒绝提供特定犯罪证据范围的同时加深拒绝提供与隐匿证据的矛盾表述,进一步表明探索改变目前规范设计主线错综交织的现状,降低因妨害作证罪名虚设而少用导致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失信的风险,是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对此,仅仅着眼于辩识三大诉讼中言辞证据的虚假程度,清晰实物证据的毁灭或隐匿行为的入罪门槛,致力于缓解包庇类罪名及其与隐匿证据的紧张关联,或者论证阻止作证之证人范围,都是远远不够的,试图在有限空间将一部存在明显缺陷的规范体系解释得没有漏洞,也过高估计了解释者的能耐,盯其具体罪状模糊其规范关联,还可能自困于概念字义域而忘记它所背靠的思想根基和规范体系。从不同诉讼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入手,根据三大诉讼规律清晰证据违法行为要件,旨在清晰刑法规制的作用点;由点到线整体架构和把握妨害作证罪名体系,旨在清晰刑...  (本文共179页) 本文目录 | 阅读全文>>